“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这句话的作者不是米兰·昆德拉，而是刀尔登。原话前面还有一句“你完全不用担心中国人……”。从这个前缀，大抵可推断作者应是中国人，若非同胞，断难有此铭心刻骨的洞察和批判。然而，为了假借昆德拉的名头，作伪者不得不进行割裂，用心何其可鄙。在我看来，刀尔登乃是当世第一流人物，并不弱于昆德拉，他的高论，无须用昆德拉来增色。
“曾国藩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其二是善良之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这是今人的编译，一来掺水，二来扭曲。其实曾国藩的文言相当浅显，无须译作白话。原话是：“大抵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此言出自曾国藩致胡林翼的信，只提到两点前兆。他在致刘蓉信中亦云：“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这一对照，可知译言之第三点，显然是今人杜撰；至于第二点，把“君子”翻译为“善良之人”未尝不可，把“小人”翻译为“无用之人”则属错位。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胡适没有说过这番话。对此我已经做过考证，详见《从一段伪造的胡适名言说起》。
“民主在蒋先生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在毛先生那里，是有和无的问题。”这句话被编排到胡适名下，甚至还虚构了立言的语境，称1949年周恩来劝胡适留在大陆，胡适如是答复。殊不知这一补充，有如画蛇添足，使纰漏愈发突兀，因在1949年，胡适与周公并无会面之机。如果推断无误，此言之立意，应取自储安平的名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產黨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中国的政局》，1947年）这个观点，当时不乏共鸣，如罗隆基、潘光旦等认为：“国民党掌权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如一朝共產黨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各党派则更无立足之余地。”（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第275页）1950年1月9日，胡适撰文《共產黨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由标题可知论点，不妨视作储安平之论的回声。
“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一般认为，这是胡适之言，不过说话对象，素有争议，一说吴晗，一说胡思杜。著名历史小说家岳南先生的名著《南渡北归》采纳前说，其引言注释云出自唐德刚《胡适杂忆》，实则唐书并无此语。就我所读胡适文本，亦难寻见此类表述。当然有一种可能，此系胡适日常闲谈，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友人T兄曾转来一段考证，查明此言最早出处应为李达《胡适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文中云：“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卖国集团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已经危在旦夕，胡适为忠实他的主子起见，背着反苏反共的十字架，到处宣传反苏反共，大讲其‘自由主义’（在汉口讲过一次，在武汉大学讲过一次）。他对他的朋友说：‘在苏俄，只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既有面包，又有自由；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李达此文刊于《长江文艺》杂志1955年2月号，引言并未交代出处，连“朋友”为谁都语焉不详（也许是一种保护），结合作者身份、时代语境等，似乎只能视作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