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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一个叫柳条湖(又称柳条沟)的地方。夜10时20分左右，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
日军当年所立柳条湖“爆破地点”纪念碑
日军所立“爆破地点”纪念碑如今倒放在“九一八纪念馆”广场前。李辉 摄
站在柳条湖铁路旁可以看到”九一八“纪念馆。李辉 摄
这次爆炸，史称“柳条湖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攻打北大营
正在被拆除的沈阳北大营旧址一瞥。李辉 摄
夜间，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距沈阳北大营七百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道轨上。十时二十分，日兵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还是安全地驶过爆炸点，正点到达沈阳车站。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爆炸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后果并不严重。
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美国记者鲍威尔(John B. Powell)，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在“九一八”后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的岛本少校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爆炸现场采访。根据自己的观察，鲍威尔看出了日军事后的现场伪造：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三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三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三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鲍威尔还写到，后来一位随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的美国专家，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更大破绽：
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 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一列时速五十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显然，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但它却成了攻占沈阳的借口。
几个小时后，9月19日晨2时20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从北平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去一封电报：
张学良元帅的顾问端纳(Donald)刚才告诉我说，张元帅收到从沈阳发来的电报说，9月18日晚十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进攻的应是北大营——引者)、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约有七十名在东大营的士兵受伤。城区受损毁程度及伤亡人数不详。端纳说张元帅已命令全体在军营的士兵藏好军械不得还击，并指出事件明显是日本军队失控，日本领事当局无能为力。直到今晨一时仍有枪声，在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
(见《美国外交文件》第3页)
十天后出版的《时代》周刊首次报道了此次事件：
《时代》报道“九一八”的版面
在沈阳城外，有人炸坏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和守备区域里的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指控是中国人干的。中国人坚称(许多外国观察家相信他们)是日本军队自己炸毁桥梁以挑起事端。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日本的反击迅疾而果断。日本军队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完全占领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将军(日本陆军大臣——引者注)命令下，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六百九十三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二十四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中国。
(《时代》，1931年9月28日)
1931年10月12日《时代》封面：时任日本外相的币原喜重郎
随后《时代》另一期刊物报道说：
1931年10月19日《时代》刊登的日军在中国分布图
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Upton Close)上周经西伯利亚铁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的相当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日本人靠扶植奴颜卑膝的中国人组成傀儡政权，欲将满洲和内蒙古殖民化……当我离开时，沈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日本人关闭了银行和东北大学，大量中国人已经逃离。”
(《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占领图被简明地勾画出来。沈阳被占领，东北大部被占领，一切都在几天内完成。中国又一次的灾难开始了。
再来看看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的报告。9月21日中午，詹森又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去一封电报。作为外交官，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根据从各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确认日本的这次行动是早有预谋的。他所讲述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到东北旅游的人士告诉我，在过去两三周中，日本军队已经进行昼夜模拟战的作战行动，行动地区在南满铁路沿线居民点，范围自长春至辽宁，日军用空弹演习。英国公使曾到长春一行，他向我讲述演习模拟战是在火车站附近进行的，那时他正在兑换钱币，当时演习引起了很大骚动。住在旅馆的客人说，日军在演习时进入旅馆找到空房间便在那里架起机关枪，放在窗户前或在屋顶上并立即开枪，骚扰百姓。我相信这些机关枪都是有意安排的，目的在使居民习惯于日军的昼夜行动及机枪和炮声。
……
我认为如果相信这些事实——仅仅是破坏路轨便可以保证其占领满洲，或默认上述一系列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而不顾这些事件已涉及广大地区包括长春、牛庄、安东、沟帮子及葫芦岛等地的军事占领需要参谋工作而不是临时凑成的事实显然是荒谬的。此外，据我们所知，日军司令部当时便立即从旅顺转移到沈阳。
……
据我了解，日本军人相信这些行动是必要的，是为了恢复皇军的声誉。十天前，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Dr. J. C. Ferguson)通知我，他相信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我也曾听闻许多类似的传言，然而我不愿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有计划预谋的。
(《美国外交文件》，第4—5页)
七十多年后，再读詹森的报告，袭上心头，一阵悲凉。
重温历史，不妨看看“九一八”当天，中国重要人物的现场缺席。
在中国的重要人物中，本应在沈阳现场出现的当然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的总部还在沈阳，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行营却设在北平，他是南京的贵宾，蒋介石要用他在北方制约阎锡山、冯玉祥，以防他们东山再起。1931年5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以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而备受关注，此时的他才三十一岁。
日本占领张学良的兵工厂后修建的建筑一瞥。李辉 摄
张学良的兵工厂旧址一瞥。李辉 摄
在准备回沈阳时，张学良却在北平忽然身患伤寒，高烧多日，只得住院治疗。这一次，张学良未能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沈阳。他当然不会想到，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1931年9月18日这天，张学良人在北平。伤寒虽痊愈，但身体尚需调养，他仍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病房。《端纳传》这样叙述张学良这一天的活动：
《端纳传》书影
九月中旬端纳赶回北平，以确定少帅是否返回沈阳。他发现他的病情已好转。1931年9月18日是东北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统一的一周年(应是中原大战结束一周年——引者注)当天下午，少帅离开了医院。晚上他和端纳在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还去剧场观看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回家去了。
(《端纳传》，第271页)
突变发生了。正在前门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的张学良得到报告，称沈阳有急电来，他来不及与人辞别，就匆匆赶回医院。
失去了回到沈阳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对沈阳的直接控制。可惜，他不在现场。
蒋介石更不可能在现场。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他前往江西南昌直接部署对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沈阳发生突变，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发去急电时，蒋介石的轮船正行驶在长江的茫茫夜色中。第二天，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时他得知消息。蒋介石欲亲自指挥围剿红军的部署，又一次被突发事件所打乱。两天后，他匆匆赶回南京，处理更为紧迫、也更棘手的国际冲突。
日本当然了解蒋介石和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在国内局势已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情形下，他和他的政府无疑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正因为如此，日本随后才敢公开蔑视中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对中国以及国联持强硬态度。
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选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作为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国。以蒋、宋夫妇为封面的这期《时代》虽以“黄埔”为题报道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他们列举出双方的军事力量数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0，880人，其中一万五千名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东北，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一百七十五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达到798，394吨，中国整个海军(六十八艘)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0000吨)。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
(《时代》，1931年10月26日)
中国在危难中。
关玉衡
关玉衡画像
当我们今天回顾“九一八”之夜时，不能不关注另外一个人——关玉衡。这是一位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人物，9月18日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沈阳。
论地位和声名，关玉衡与张学良和蒋介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张学良的一位级别不高的部下，时任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上校团长。可是，他却是历史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来临之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因他而发生的“中村事件”，成为轰动世界的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焦点，日本关东军也正是以此为借口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报道“九一八”时，《时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热爱和平、日益贫困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东北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有日本的军人。一年多来，整个东北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东北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不识字的中国士兵来说，这不过是一张废纸。中村大尉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
(《时代》，1931年9月28日)
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退伍上士井杉延太郎（右）
中村，即日本关东军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离开沈阳应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他们化装成平民，前往东北西部与内蒙古相邻的兴安岭一带勘察地形，《剑桥中华民国史》说这是日本在为与苏联作战而做准备。在完成任务返回沈阳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士兵抓获，间谍身份暴露，随后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并将尸首焚烧。关玉衡随后将具体情况向上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参见《“中村事件”真相》，内蒙古新闻网)
中村等人被处决的实情，最终被日方获知，并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围绕中村事件的外交风波一日日向战争的边沿演变。起初，张学良并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报中说：“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张学良文集》，第174页)不仅他如此，一些中国舆论也持相近态度。甚至到了194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钱亦石著)仍这样认为：
所谓中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的问题，中村是日本大尉阶级的军人，由日本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地理，进至僻地而告失踪。据长春通信：中村变装华服，前往洮南一带，实行秘密调查，日往来于深山长林之中，一日遇胡匪三十余名，以其身穿华服，疑为军警侦探，遂至失踪。他是潜往中国内地调查，预备作侵略计划的，其失踪与否，我国当然不能负责。中村大尉即或为胡匪杀害，亦属咎由自取。
(《中国近代史》，第234页)
但在1931年9月初，迫于各方压力，张学良态度开始软化，他似乎感觉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与严峻，他再也不能轻视日军咄咄逼人的威吓。9月4日，在给留守沈阳的官员的电文中，他的语气有了很大转变：
接汤尔和电，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已复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悉，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
(《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于是，在民间被誉为英雄的关玉衡，转眼间即将作为“凶手”面临惩处。这显然是张学良不愿做却又不能不做的决定。据史料，关玉衡在东北讲武堂曾和张学良有同学之谊，在张作霖时期曾任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张学良对他无疑是信任而厚爱有加的。
但张学良没有想到“中村事件”会招致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派人将关玉衡押解至沈阳。对外公开说是已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但实际上被暗中保护，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剑桥中华民国史》书影
关玉衡抵达沈阳的时间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说)，他被带去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陈述经过。“但是太晚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日本关东军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将不可遏止地笼罩沈阳。
对于一个追寻历史的人来说，在城市改造日新月异的沈阳，要找到能够触摸久远往事、引发历史幽思的旧址已经很少。譬如北大营，仅存的最后一处遗迹——马厩——不久前刚被拆除，当我找到旧址时，面前已是一片废墟，只见一棵大树孤零零立于其中。
日本当年驻沈阳领事馆
当年日本领事馆旧址如今已是一座宾馆的一部分。李辉 摄
当年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旧址，至今建筑保存完好。对照老照片，外观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一幢两层的老建筑，中央是柱型门廊，绿色屋顶，西式窗栏，右侧有一尖型圆顶阁楼，是明治维新时代西风渐进后在日本颇为流行的现代建筑风格。
看到它，不能不想到关玉衡，想到房子里面发生过的风风雨雨。
关玉衡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9月20日凌晨和李香甫一起化装成绅士，躲过搜查，徒步走到皇姑屯车站，从那里乘火车逃往北平。
24日八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六十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小案件，没什么。”随后，委任为帅府参议，月支五百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这是许多年后，关玉衡的第三团当年所在地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地方志工作人员冯学忠在《“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一文中的描述。不知它的史料来源何处，如果准确的话，可见突变之后张学良对关玉衡仍很厚爱。关玉衡后来参加了抗战，1953年他回到了家乡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的宁安县，曾被选为省人大代表，1965年病逝。他的弟弟却没有他幸运，“九一八”后，被日军抓获并用钉子活活钉死，扔进牡丹江，老母因悲伤而双目失明。
结局最令人悲切的则是关玉衡的部下、参与过处决中村震太郎的第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东北沦陷后，陆鸿勋1933年任伪黑龙江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中校队长。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儿子从日本来寻找父亲遗骨，陆鸿勋因身份暴露而被捕。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陆鸿勋多次审讯，严刑拷打，陆供出处决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内幕。随即，日伪各大报在头版醒目刊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的消息并附照片。后陆鸿勋竟被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祭灵”。(以上参见《“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
多想知道关玉衡当年的模样！可惜，在“九一八纪念馆”展出的图片中，我只找到了中村震太郎，没有发现关玉衡。
在网上搜寻，也没有一张他当年的照片，哪怕是他后来的照片也没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何被淡忘？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何如此欠缺？
其实，不限于关玉衡一个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至今还缺乏扎实的、全面的、深入的历史梳理和总结。对于一个承受过战争灾难的民族，这样的工作其实更为重要。
不过，让人略感安慰的是，在陈列橱里摆放有一份关玉衡亲笔所写回忆“中村事件”的手稿。注目封面上签署的“关玉衡”三个字，有难以言说的感慨。斯人已去，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已远去，带走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谈到历史，时常有这样的说法：一次偶然事件，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一旦发生在关键时候，就能改写历史。那么，关玉衡以及“中村事件”大概就可称为这样的偶然。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和侵吞却非偶然。这个夜晚，终归要降临。
这便是1931年的中国。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悲情：侵略、震惊、慌乱、沮丧、亢奋、忧虑、控诉、呐喊、呼吁、抗争、……
悲情已成历史，抗战随之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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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那个时代，莱托勒的一生，经历了比和平时代要多得多的波折、灾难、考验，可他也见识过人性之可畏，明白生命之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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