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寥寥无几的西方精锐横扫人数众多的乌合之众，以征服者姿态统治驯服的东方。或是狡诈的东方君主利用谋略和西方的弱点，以数十倍群众大军的代价歼灭了少量的西方精英军队。这两种模式交替出现，没有一方是注定胜利的；但东方总是依靠更加廉价的生命和更加诡诈的手段，抵消西方更加原创的技术和更加勇敢的精神。
仁宇发明“大历史”概念不到二十年，这个词就染上了危险的色彩。逃避主义的风气愈演愈烈，造成技术与视野不能兼得的神话。这种神话并没有阻止弗兰克和彭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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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代史的破坏性影响，却打击了博古家和珍玩爱好者感受历史意义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事实上，技术流的写作非常容易自然而然地体现历史的整体格局，即使作者本来没有这样的意图，因为流动的细节一旦各就各位，就会产生自己的生命。读者经常
发现自己比作者更聪明，奇怪作者为什么看不到呼之欲出的结构和意义。欧阳泰的《1661，决战热兰遮》就属于这类作品，作者的谨慎和背景的宏远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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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著有《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译本名为《白银资本》）。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58－），著有《大分流》。二人为白左学者，认为中国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比西方更自由、更保护产权、更符合市场经济，西方的优势地位只是偶然因素造成的暂时现象。
史景迁弟子欧阳泰著《1661，决战热兰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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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泰一度相信：明军在数量上拥有十倍的压倒优势，胜负没有悬念可言。一千多荷兰人即使将海军算上，数目也少得可笑。明清战争的任何一方只要有意，随时都能荡平欧洲人的据点。荷兰总督府早在十年前就预测到：郑成功一旦在大陆战争中失利，就会觊觎台湾避难所；但他们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然而，军事细节使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勤奋与渊博。当然，这里面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因素。同时代的东西方史料不能等量齐观，前者通常只有泛泛而谈、无法核对的文学性描绘。撰写技术流的中国古代史，在技术意义上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者对意大利战争以来的军事技术演化了若指掌，这些细节决定了战争的成败。荷兰人的要塞和帆船凝集了欧洲近代早期军事革命的精华，在层次上远远高于明军。如果殖民者的领袖没有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们本来可以取胜。如果明军没有获得欧洲变节者的技术和情报支援，甚至不会有机会利用敌人的错误。
葡萄牙人绘制的航海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绘出台湾的一张地图，15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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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的三角帆船依靠复杂的帆索体系，能够逆风行驶，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度使郑成功濒临精神崩溃。郑氏无疑是东亚走私贸易的王者，他的船只布满从长崎到澳门的航线。清军畏郑成功舰队如虎，输掉了南京战役以前和以后的每一次海战，坐视郑家从闽浙海岸搜走了四倍于鲁王和唐王的赋税，最后只能强迫沿海居民撤退到内地。然而，郑成功的舰队在荷兰人面前没有胜算。如果不是飓风恰好摧毁了北线尾沙洲的堡垒，明军一开始就无法闯进鹿耳门。英勇的克劳森船长冲破了绝对优势的明军包围圈，从巴达维亚带来了十二艘荷兰战舰。欧洲海军的速度和机动能力无可匹敌，完全可以在台湾海峡切断明军补给线，置已经开始缺粮的郑成功于绝境。
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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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延平王毕生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他没有掌握撤回金门、厦门的制海权。他以前跟清军作战时，即使在陆上惨败，逃亡的海路始终在他的水师控制之下。然而，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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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地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他选择正面近战，用援军补充自己的队伍。这无异于将海战变成准陆战，将优势奉送给人数多的一方。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的时候，西班牙人就企图用这种方法对付英国人。英国人自然没有上当，而揆一却做到了敌人都没有指望的自杀性决策。从这一点看，他的十年监禁并不怎么冤枉。此事和鹿耳门风暴加在一起，决定了战争的命运。郑成功完全有理由据此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有没有深入挖掘另一个泽兰省（热兰遮）陷落的神学意义，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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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揆一（Frederick Coyett，1620-1687）出生于瑞典，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历各种职阶，1645年在巴达维亚升任为高级商务，1647年被任命为日本出岛商馆馆长，1657年任驻台湾第十二任总督。1662年被郑成功军队包围而投降离台。揆一回到巴达维亚后受审，被监禁十余年后被家人付款保释，1674年在特赦下回到荷兰。1675年出版《被贻误的台湾》一书为自己辩护，谴责东印度公司高层玩忽职守，贻误时机，才失去台湾。
1661年的热兰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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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一的朋友在三级会议为他辩护，强调他苦守孤城一年多的难度。然而，三级会议没有辜负贤明的盛誉。荷兰的宿敌西班牙人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经常只有几千驻军，一再击破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数十万大军。较之明军，穆斯林战士的素质并不逊色。欧洲人天生就应该以寡击众，正如亚细亚帝国就应该以多取胜。揆一在类似情况下不能取得同样或更好战绩，就是他的失职。郑成功在南澳岛基地训练出来的私家军队号称铁人，战斗力不是腐败的明朝正规军所能比拟的。他们身披重铠，刀枪剑戟样样精通。郑成功本人武功了得，虚荣心很重。他亲自上阵，向两军将士炫耀飞马连射的绝技。看来，《三国演义》描绘的那种大军等于观众的场面并不是小说家向壁虚构的产物。这些确实非常出色的表演仅仅赢得了数百名欧洲观众的嘲笑，镇江和宁波的满洲将领是不会如此轻佻的。我们不必奇怪：国姓爷一再勃然大怒，甚至屠杀俘虏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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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的自信有其道理，因为军事工程学的奥秘在东方仍然不为人知。帕维亚战役给法国人上了一课，也启动了火炮和防御工事螺旋形上升的竞赛。西欧技术优势主要依赖这种竞争的过程，而不是依赖具体的产品。宁远城头的明军火炮和攻破广州的清军火炮都是欧洲的过时产品。热兰遮的大炮火力猛，射程远，精度高。棱堡和炮位相互配合，实现了交叉火力的全方位覆盖。郑成功部队掌握了火枪齐射的技术，已经比大部分清军强很多；但远不能跟纳骚亲王的步兵操练相比，他的火炮也没有荷兰火炮射程远。他没有意识到双方军队的质量差距，或者原本就打算不计伤亡，贸然进入自己的火炮死角和敌军的火炮范围，几乎全军覆没。相形之下，明清两军在广州城下的火炮战伤亡就很小。由于城墙死角太多、老兵经验丰富，广州的炮击仅仅起到了威慑作用。郑军将领如果愿意留下诚实的纪录，大概不会不像意大利雇佣兵对法国人的感受：他们居然当真杀人。无论如何，明军只能撤退到欧洲人打击范围以外的山区。
热兰遮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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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没有足够的给养。他原先的作战方式接近流寇主义，依靠行动迅速、军容浩大震慑毫无准备的州县，迫使他们自动投降，然后掠夺浮财和物资，弃空城而去。清军驻防部队赶到时，只剩下必须救济的饥民。这种方法使清军对付明朝正规军的大部分技术都丧失了作用，也使他无法建立可靠的地方管理机构，白白浪费了军事胜利造成的许多有利机会。张煌言和众多遗民都批评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因此怀疑他对大明的忠诚；但这更有可能出于海上走私集团的本性，他们条件反射地认为海盗贸易是任何远征的唯一正当目的。而且，海盗贸易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难以见容于士大夫，使郑成功缺少文官储备。根据司徒琳的说法，他即使在占领台湾以后，也只能实施军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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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很可能像丰臣秀吉在朝鲜一样，以为荷兰人的物资就是为自己准备的，现在大失所望。他的知识储备只剩下屯田这一招，前线只留下三百人。与其说是围攻，不如说是侦察。可想而知，屯田的效果很差。这主要是出身和行为模式的问题，走私者和农民兵的性格完全不同。后来台湾的垦殖，仍然少不了招募流民。无论怎样解释，次年春天的郑军已经处在饥荒的边缘。巴达维亚曾经遭到爪哇土著王朝的围攻，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解围的。正在这时，揆一的愚蠢抵销了郑成功的轻率。
复原的荷兰巴达维亚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