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史研究源于20世纪初，长期致力于挖掘和保存中华传统农业文化，推动传统农业文化在当代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具有广泛的基础性科学价值（肖阳等，2020）。近年来，一些农史学者尝试提出新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倡导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性视野考察中国的农业历史。新作物史研究的提出便是农史研究的新近突破。新作物史脱胎于传统作物史，更加注重内史与外史的结合、作物与经济社会的结合，强调借鉴全球史、作物景观等国外前沿研究范式，统合农业科技史、生态环境史、农业经济史、乡村社会史、农业伦理等诸多研究方向，拓展农史研究的学术空间（刘启振，卢勇，2023）。新作物史的提出旨在将研究视角从狭义的作物种植史向广义的社会文化史转换，以流动作物为中心进行跨国史与全球史的写作（杜新豪，2022：13）。
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倡议之外，笔者认为，国际学界的农政研究（agrarian studies）传统能够为新作物史的开拓创新提供借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农政”（agrarian）一词涵盖了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叶敬忠，吴存玉，2019）。作为一个交叉性研究领域，农政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对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和乡村人口的关注，汇聚了以农业、农民、土地和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农政研究的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发展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解构（Akram-Lodhi et al，2021：1）。现代化理论以“城市—乡村”“传统—现代”“落后—发展”的二元论为前提，认为“传统”的小规模农业必然为“现代”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农业企业所取代，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分化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乡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乃至自然资源的商品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发展范式和资本主义在全球乡村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传统农耕技术的衰落，加剧了农民的生计风险，冲击着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下，农政研究通常将微观和宏观的分析相结合，将农业、农民、土地和农村的微观境遇嵌入生态和气候变化、金融化、地缘政治变革等全球进程的背景中；既阐释农业生产、农民生计和乡村生活是如何被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世界所影响和塑造的，又探寻和总结农民以自主行动回应现代性、开辟替代性发展路径的各类实践与可能性（Edelman ＆ Wolford，2017）。
农政研究与农史研究有密切的同源联系。由于“农”在英文中的不同译法，西方的农史研究有agrarian history，agricultural history和rural history等不同说法。一般来说，agricultural只是agrarian的一部分，主要侧重于农业生产中的技术与方法（王思明，2003）。中国的农史研究迫切需要跳出农业生产技术的界限，转向包含农业科技、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在内的“大历史”研究（王思明，2003），从狭义的agricultural history走向广义的agrarian history。农政研究涉及发展变迁中与“农”相关的各类主题。本文以作物为线索，介绍农政研究中与作物相关联的研究脉络与前沿议题。在宏观层面，农政研究通过全球尺度的作物流动来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在微观层面，农政研究关注作物生产所呈现出的生产关系，以此理解村庄、地方和国家的转型过程。在当前全球发展阶段，作物与国家治理、资本积累、农民生计和生态持续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作物视角”的农政问题也呼之欲出，成为农政研究的前沿趋势之一。本文希望借由梳理农政研究的学术积淀，为构建具有时代感和国际化的新作物史扩展外延连接，促进农政研究与作物史的交流互鉴。
一、农政研究的宏观面向：作物流动与历史资本主义
虽然农政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才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经典农政研究的源头却可追溯至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资本积累与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历史论述。农政研究的视域也并不局限于当代资本主义，而是贯穿了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宏观面向的农政研究透过作物（农业）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扩展、内在运动及其后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理解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人类通过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来维持自身生存。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物质关联和依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以自己的意志改变自然、实现社会形态再生产和社会变革的能力（Lorime，1999：16）。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性的，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Foster，2000：113－114）。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农政研究关注作物的种植、生产与贸易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小麦、水稻、甘蔗、茶叶、棉花、橡胶等代表性的“全球性作物”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无论是作为食物（如茶叶、蔗糖、小麦、水稻）还是工业原料（如棉花和橡胶），这些作物都是欧洲早期工业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封建主义危机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推动下，欧洲资本主义自16世纪开始扩张，在17和18世纪通过殖民主义、奴隶制和种植园的“三角关系”蓬勃发展，在19和20世纪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伯恩斯坦，2011：57－63）。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对原料和粮食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全球性市场开始出现，一些作物的种植和生产开始区域化、专门化，作物种植的中心也在不同大陆和地区间发生了转换。伴随着全球作物的足迹，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从地中海扩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使这些地区的农业发生了深刻变革。因此，宏观面向的农政研究往往与全球史有着密切联系，全球史在研究作物时并不局限于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而是从全球角度呈现整体性的宏大图景（贝克特，2019：9）。我们可以从已有的全球史、经济史研究中发现部分全球性作物伴随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流动轨迹。
（1）小麦。
14世纪初，小麦种植从波罗的海地区传到低地国家，在14和15世纪又从地中海传到英国。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逐渐依靠谷物进口。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西部地区谷物产量大增，频繁的铁路修筑与航行货船，使得谷物出口海外越来越有利可图。廉价美国小麦的进口引发了欧洲的农业危机，许多破产的欧洲农民移民到南北美洲寻找出路。到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也成为重要的小麦产区，从欧洲移民来的殖民者、佃农和收割劳工成为小麦产业中的重要主体（沃尔夫，2018：346；沃勒斯坦，1998：32）。
（2）水稻。
中世纪时期，大米贸易主要在亚洲国家之间进行。15世纪，意大利北部开始种植稻米，欧洲稻米业开始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欧洲大米需求持续增长，英国殖民地南卡罗来纳州在18世纪成为主要的大米出口区。19世纪上半叶，爪哇岛向荷兰及其他欧洲国家和美洲出口的大米迅速增加。但爪哇水稻出口并不稳定，为了确保持续稳定的市场供应，英国将下缅甸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地（Sharma，2010：453－466）。缅甸外销的大米约有一半销到了印度，四分之一外销到锡兰和马来亚生产茶叶和橡胶的大种植园，另外的四分之一供养了毛里求斯和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殖民地（沃尔夫，2018：347）。
（3）甘蔗。
早在公元4—8世纪，蔗糖的主要生产中心是印度河三角洲西部和波斯湾口两河流域三角洲的沿海地区。8世纪以后，蔗糖开始为欧洲人所知。在16世纪末地中海制糖业衰落之前，地中海沿岸一直为北非、中东和欧洲大陆提供蔗糖。17世纪上半叶，英国、荷兰和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种植园，到19世纪中叶古巴和巴西成为新大陆的主要蔗糖生产中心（西敏司，2010）。英国的甘蔗种植依靠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岛、圭亚那、斐济和美拉尼西亚的契约劳工。荷兰人先是依靠本地农民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扩大蔗糖生产；1870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种植园快速兴起，农业资本家取代了原有的种植园主，农民也随之成为无产化的劳工（沃尔夫，2018：365）。
（4）茶叶。
茶叶被葡萄牙和荷兰航海者介绍到了欧洲，到17世纪中叶已是荷兰和法国的大众饮料。到19世纪，茶已成为英国工人阶级新饮食制度的典型中心。糖和茶的精妙搭配，使“一杯好茶”成为工业化时代人类机器的核心动力（麦克法兰A，麦克法兰I，2016：222）。对茶叶的需求推动了英国商业的快速增长，促使英国将茶叶进口扩展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并不断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和东南亚试验茶叶种植。自1840年起，印度阿萨姆的茶叶数量快速增长。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印度产的红茶在商业上战胜了中国的绿茶。在茶叶战争中失去国际贸易优势的中国也走上了不同的近代化道路（仲伟民，2010；Besky，2014；Ellis et al，2015；麦克法兰 A，麦克法兰 I，2016）。
（5）橡胶。
在1900年以前，巴西是唯一生产橡胶的国家，最早的生产者是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和葡萄牙—巴西种植者。1900年以后，橡胶的生产在亚洲迅速扩张，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东海岸成为重要的橡胶生产区。在种植橡胶前，荷兰人在苏门答腊地区的大种植园种植烟草，并与当地的刀耕火种农业共生。当橡胶在1906年被引入时，这种共生关系就结束了。从事橡胶种植的是从爪哇和中国输入的劳工，多年生的橡胶树开始吞噬当地人维生的土地。当地小农户也开始种植橡胶树，他们对经济作物的倚重使得水稻逐渐被橡胶所取代（沃尔夫，2018：358）。
橡胶是重要的农业资源，反映社会、历史变迁。1952年7月，中国政府成立了“特种林业司”，负责橡胶树种植开发。图为正在种植橡胶树的中国特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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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棉花。
从公元4世纪开始，棉花栽培以及棉纺织相关的技术已经在各大陆之间传播。公元11—16世纪，棉纺织已经成为一种全球产业，出现了以印度为核心地区、以贸易和交换为中心、以小农户的家庭化生产为基础、以各区域竞争和共生为特征的棉纺织体系。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共同作用，为英国扫除了从外部和内部动员劳动力、原料、土地和市场的诸多障碍，形成了18世纪之后英国主导的全球棉纺织体系。英国棉纺织业重塑了全球棉花产业链，原棉生产区在奥斯曼土耳其、印度、西印度群岛、南美洲、美国等不同地域发生着转移。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全球棉花种植中心最终回到了印度、中国和全球南方，加剧了这些地区小农农业的商品化（列略，2018：6，8，26；贝克特，2019：8）。
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作物在不同地理空间中的流动，体现了商品前沿（commodity frontier）的扩张，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在商品前沿的扩张中，资本主义不断寻找和生产廉价自然资源——低成本的食物、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这四种廉价物（four cheaps）在资本主义历史中不断循环再生（Moore，2015：27）。如果没有持续的地理扩张，没有向新的领土延伸，没有在经济理性指导下不断生产景观，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Harvey，2003：87）。商品前沿凸显了特定地方的作物种植生产与社会空间扩张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发展多维度和长时段的理解，同时也为理解全球乡村的变革提供了历史性的分析视角（Bosma ＆ Vanhaute，2021：9－14）。与此同时，商品前沿的扩张体现了也得益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多重修复。资本主义借助空间修复（spatial fix）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以新的生产能力、资源和劳动可及性来进行空间转移（Harvey，1981）；借助技术修复（technical fix）来重塑自然，以工业革命、生物技术、新型能源等技术手段来应对资本积累所面临的生态和环境挑战（Clark ＆York，2008；Moore，2015：159）；借助拥有强大军事和财政力量的国家—公司联合体来突破旧有的空间修复模式，使资本主义积累所处的空间网络发生结构性转变，从而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实现空间修复（Arrighi，2004）。空间修复、技术修复和生态修复等往往具有同一性，使资本主义突破了农业生产所面临的社会和生态制约，以实现持续的资本积累。
随着作物前沿的扩张，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同一种作物的种植竞赛之中，差异化的生产方式以竞争和共生的模式支撑着全球贸易。例如，19世纪下半叶，英国纺织工业对印度、中国、北非地区以家庭为基础的棉花生产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却持续巩固着美洲的奴隶种植园制度（贝克特，2019：69－121）；国际茶叶贸易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引发的“茶叶战争”使中国的家庭农业和工场手工业分工日趋精细，同时又推动着印度种植园经营的规模化与工业化（仲伟民，2010：79－83；Liu，2020：275）。另一方面，同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不同作物之间，特别是生存型作物和商品型作物之间形成了愈发紧密的关联甚至冲突，这在殖民经济和工业—农业的二元结构中尤为突出。例如，在19世纪印度尼西亚的蔗糖生产中，为了压低货币工资和租金，荷兰殖民者通过政治控制阻止农民在爪哇的水稻种植区域扩大甘蔗种植，无法离开土地的农民只能以内卷化的方式投入水稻生产（Geertz，1963：83－89）；在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蔗糖产业中垄断性的日本资本以米糖比价法设立甘蔗采购价格，切断甘蔗价格与蔗糖价格的传统关联，从而最大限度地榨取家庭农业经营的剩余（柯志明，2003：109－117）。
作物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体现的正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Smith，2008）。16世纪以来，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出现，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了一个以全球分工为特征的全球市场——“养育劳力的人支撑着生产粮食的人，生产粮食的人支撑着生产其他原料的人，生产其他原料的人支撑着那些搞工业生产的人”（沃勒斯坦，1998：98）。差异化的劳动体制——边缘地区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半边缘地区的佃农制和核心地区以工资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与自雇劳动（沃勒斯坦，1998：98－99），以经济控制、权力支配和亲属关系为劳动组织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贡赋制生产方式和亲族制生产方式（沃尔夫，2018：79）共存于世界体系之中，使边缘地区逐渐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使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剩余更有效地向核心地区流动和集中（沃尔夫，2018：419）。资本的持续积累不仅依靠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源于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价值的更大程度的占有。不同生产方式相遭遇的结果，往往是加剧了特定地区原有生产方式的内在分裂，进而引发更大的矛盾与冲突。
二、农政研究的微观面向：作物生产中的农民与土地
微观层面的农政研究将焦点转向世界经济体系中具体的地区和人群，关注农业和作物生产呈现出的生产关系，特别是作物的商品化对土地、人和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以此来理解村庄、地方和国家的转型过程。作物的生产以土地为基础、经由劳动来完成。资本主义则以土地和劳动等自然要素的商品化为前提，通过这一过程，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要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从市场交换中获得，并受其约束和强制（伯恩斯坦，2011：38）。一旦作物从当地人的生活必需品变为获利性的经济作物，商品化就会逐渐瓦解原有的农村生产形式，重塑土地、劳动和农村生计（Cottyn ＆ Vanhaute，2016）。因此，农政研究尤其关注乡村人口特别是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与做出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是阐释这一主题时常见的两种研究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关注农业生产在产权关系、劳动分工、社会分配以及消费、积累和再生产各个环节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伯恩斯坦（2011：33）以四个关键问题——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什么——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农业转型时通常采用阶级结构分析的方法，其目的是透过阶级结构分析掌握阶级支配模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例如，柯志明（2003）通过对比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糖业和米业中不同的阶级结构，来理解农民在两个部门中利润分配模式的巨大差异，揭示了殖民地的农业商品化与剩余榨取给农民与农业带来的复杂影响，以及殖民地农民以经济整合而非雇佣劳动的方式被纳入农业资本主义的多元形态。随着商品化的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侧重于从流通领域与市场关系角度，分析农业生产者对资本与市场的依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叶敬忠，吴存玉，2019），以及各个地区和部门农业转型与资本积累的具体路径与机制。
实体主义的概念由波兰尼提出。他通过区分经济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赋予非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以新的解释，以此对主流的形式经济学和脱嵌于社会的市场制度进行批判。实质意义的经济，源于人在生计活动中对于自然和同伴的依赖关系。因此，人类经济应该被视为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制度化过程，这种制度化过程为社会的存续提供了物质手段（Polanyi，1977：20，34）。不同社会的经济活动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模式，其中有一些模式稳定而持续地存在，也就是波兰尼所说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实体主义关注社会关系和制度在塑造经济行为和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强调历史特殊性以及文化实践理性对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例如，恰亚诺夫（1996）强调人口因素和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民家庭经营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强调原始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密切关联（Malinowski，1921）。在农政变迁过程中，实体主义反对将地方社会视作现代化和商品经济破坏性影响的被动承受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的组织和制度会在遭遇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韧性和独特性。
作物史研究重在阐释作物的起源进化、时间路线、分布变迁、时空差异、变化驱动力和多元影响，以达到全方位动态展现外来作物本土化全景全貌的作物生命史的目的（李昕升，2020）。传统作物史研究主要倾向于推广和流布史，侧重于从生产力维度分析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农业技术革新等对于粮食生产、人口生产和国家治理产生的积极作用。与之不同，农政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侧重于围绕农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展开分析，从中理解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和商品化的复杂动因，进而揭示其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以中国明清以来美洲作物种植变迁为例，将作物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视角下的农政研究进行比较。
烟草、橡胶、棉花、玉米、马铃薯、咖啡等美洲作物自明清传入中国以来，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有的作物史研究指出，美洲作物的传入拓展了土地利用空间，改善了农业生产资源状况，增加了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提高了农业集约化水平，缓解了我国的人地矛盾和食物供给问题，特别是美洲经济作物的传播和普及形成了庞大的经济部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经济利益（王宝卿，2007：181－183；张箭，2014：i－iii；李昕升，王思明，2016；李昕升，2022）。明清以来作物种植结构的变迁被视为一种诱致性的技术变迁和重要的生产力变革。除了美洲作物自身具有超强的生物适应性之外，商品经济的拉动作用、作物的商品价值、政府的引种改良工作和商人的示范作用等是美洲作物得以推广的重要原因（王宝卿，2007：3－6）。
烟草是代表性的美洲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之际就已传入山东。至乾隆时期，山东的烟草种植已相当完善。清末民初，山东地区形成了以潍县、安丘、益都、临淄为中心的沿胶济铁路一带的烟草种植区域。20世纪30年代，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山东烟草出现了跳跃式发展（王宝卿，2007：100；仲伟民，崔思朋，2020）。对于这一时期山东等地的烟草种植，陈翰笙（1984）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烟草种植、卷烟加工各环节阶层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商品化给农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帝国主义殖民背景下民族工业所面临的困难与阻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业国家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加速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1902年，英国和美国六家卷烟公司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展种植区、开设卷烟厂，以获得高额利润。由于中国常见的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品种不适宜制造卷烟，美种烟草的引进使农民原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与土种烟草相比，美种烟草的种植生产需要更多肥料、燃料和特定的烘烤工序，是一种资本—劳动双密集型作物。每亩烟草的平均生产费用是小麦的2.6倍、高粱的5倍、大豆的26倍；烟草的田间劳动集约度是水稻的3倍、高粱的6倍、小麦的11倍。烟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性，使缺少土地的中等农民和贫穷农民高度依赖烟草种植的现金收入，并因此受到各类资本的控制。外国工业资本正是在中国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帮助下得以深入中国乡村，并通过与地方官员、士绅的合作结盟巩固了自己的垄断地位，从而遏制了华商卷烟工业的发展。
棉花是另一种代表性的美洲经济作物。至明清时期，棉花已在长三角地区广泛种植。19世纪初，在中国对欧美的海上贸易中，土布的出口仅次于茶叶和生丝，长江下游生产的土布尤其受欢迎（汪若海等，2017：173）。19世纪60年代，为了适应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美棉被引入中国，长三角地区也成为美棉的重要种植区。黄宗智（2000：77－88）从恰亚诺夫的人口分析出发，阐释了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种植结构转型的商品化逻辑。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地压力，使农民逐渐从种植水稻转向种植劳动更为密集的棉花等作物。在植棉的单位工作报酬显著低于水稻的情况下，棉纺织手工业提供的更多就业机会成为棉花迅速推广的重要原因。经济作物的扩展增加了农民购买粮食的需求，使长江三角洲形成了高度统一的稻米市场。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因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加以理解，生存的需求、获利的需求和纳租的需求共同推动了农民的商品化。其中，清末以来，长三角农村地区相对薄弱的基层政权组织、较高的土地租佃比例和城镇化所伴生的不在地地主，使得社会分化主要集中于农村佃户和城镇地主之间，“剥削推动的商品化”更为突出。然而，商品化并未带来家庭经营的终结。农民家庭通过大量使用妇女、儿童等辅助性劳动力巩固了生产的家庭化，也因此形成了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过密型商品化”特征。
与作物史研究相对照，以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理论视角为代表的农政研究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宏观图景补充了基于生产关系的微观叙事，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卷入作物商品化的逻辑与行为方式。近来的作物史研究也开始从社会、文化等维度理解影响作物传播和种植结构调整的复杂因素。例如，李昕升（2022：85－100）从人口压力、种植制度、土地利用和农业经济转型等方面分析了明清以来番薯在江西的快速推广。番薯的种植利用了江西山区的边际土地，形成了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同时支撑了明清以来江西经济作物生产和稻谷商品化对于粮食的需求，且其自身相较于水稻而言利润更高、劳动投入更少。尽管如此，社会对于稻作文化的认可和稻米所具有的身份地位象征，使得番薯无法取代稻米的重要地位。有趣的是，美洲作物的来源地也面临类似的文化选择。美国实体主义人类学家理查德·威尔克（Richard Wilk）发现，20世纪50年代，当殖民政府向南美洲的凯克奇玛雅人推广水稻时，由于凯克奇人独特的作物分类系统和文化范式，传统而神圣的玉米被区别于世俗的稻米及其所代表的政府和市场。水稻等经济作物的推广带来的不是玉米等传统作物的削弱，而是作物类型的多样化，家户经济和互惠关系也因此得到巩固（Wilk，1991：180－203）。
三、农政研究的前沿观照：全球发展转型中的作物
作物既是理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线索，也是当前全球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的最新报告《2023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现状》，2022年全球有6.91亿至7.83亿人面临饥饿；预计到2030年将有近6亿人长期营养不良。经历了19世纪末期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食物体制和20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主导的援助型食物体制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多边贸易—公司食物体制”为特征的第三个全球食物体制快速兴起（McMichael，2009；2013：5－6）。然而，当前的全球食物体制未能有效应对粮食安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经济发展和消费转型使这些地区的粮食进口需求持续提高，战争、疫情、金融投机等因素却使全球粮食出口能力进一步被削弱（许准，2024）。除此之外，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使作物和农业被视为应对多重危机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东南亚、非洲等全球南方的土地被视为粮食作物和替代性能源生产的来源，围绕粮食、动物饲料、生物燃料、木材矿产等的跨国商业性土地交易大量涌现，由此出现了2008年粮食危机之后的全球土地热潮（land rush）（De Schutter，2011；Scoones et al．，2013）和单一商品作物大规模种植的作物热潮（crop boom）（Hall，2011）。
以作物热潮中的油料作物为例。随着全球人口对植物油需求的快速增长，棕榈、大豆等主要油料作物的种植快速扩张，全球油料作物种植面积从2008年的25577万公顷增至2021年的33163万公顷。其中，全球大豆种植面积从2008年的9643万公顷增至2021年的12952万公顷。全球棕榈种植面积从2008年的1539万公顷增至2021年的2891万公顷。印度尼西亚的棕榈种植扩张尤其显著，从2008年的498万公顷增至2021年的1500万公顷。与已往农政研究所展现的历史情境极为相似，当下作物热潮的兴起和快速的规模化、商业化扩张，对各地的生态系统、小规模农业和农民生计产生了巨大冲击（Taylor，2016；Hurni ＆Fox，2018；Griffin，2020）。在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扩张中，在土地交易中被迫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附属于种植园的合同农户。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相对滞后，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实现城市化转型，他们游离于农业和工业之外，成了不被资本吸纳的“剩余人口”（Li，2010；2011）。与此同时，很多作物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以应对粮食—能源—气候的多重危机，满足投机者在不同类型市场上的灵活积累。例如，阿根廷的大豆、印度尼西亚的棕榈、菲律宾的椰子、南非和菲律宾的甘蔗以及美国的玉米等作为生物燃料的用途愈加突出（Borras ＆ Franco，2012）。“多用途”和“灵活性”也成为这类“灵活作物”（flex crop）的主要特征，作为作物和商品的多重用途改变了这些作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也改变了土地占有者、农业生产者、作物加工与贸易者等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Borras et al，2016）。
全球各国在发展和转型中面临的政治经济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攫取、作物热潮等现象对全球乡村和农作人口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使得作物成为农政研究中的一条重要脉络线索。这条脉络既连通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历史，也关系全球发展的未来走向。作物作为大宗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支撑了民族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物的生物性状、地理分布、生产方式和贸易流通也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经历着调整与重构，以满足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人口消费的持续且不断变化的需求。通过实践性的作物生产，由国家、资本、社群组织等多元主体角力推动的农政变迁对农业、农民、土地和农村产生了直接而具体的影响，农业、农民、土地和农村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也构成了农政变迁的整体图景。然而，如图1所示，以往的农政研究往往是“透过”作物对农政变迁的现象、动力、特征和后果进行分析，其阐释的重点是农业、农民、土地和农村在社会经济维度的变化。尽管一些研究也注意到了作物特性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意义，但总体来看，农政研究中的作物通常是背景化和客体化的，不同作物本身的物质特性对于农政变迁的政治和文化意涵较少受到重视。因此，农政变迁的驱动力往往被表述为以人类为中心的，资本和劳动似乎是将自身强加于乡村景观的自然基质之上，农政问题的生态视角始终隐而不彰（Taylor，2014：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