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前八章给出了作者关于欧洲工业史的逐渐展开的观点。下面的几页旨在为这些观点提供一个简要的概括，并指出在跨越数年、其成果又是陆续地发表的这样一种研究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某些不一致性，最重要的，是要就这种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这一紧要问题以及可能有益地超越这些局限的研究类型，给出某些说明。
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两个基本的观察，它们可以被表述如下。19世纪的欧洲地图显示了由经济落后程度不同的国家构成的一幅五颜六色的图画。与此同时，急速的工业化过程又在落后程度极为不同的这些国家中开始了。这些在起始点——或起始水平上面的差异对于随后的发展的性质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根据某一给定国家在其工业化前夕经济落后程度的不同，其工业化的过程与特征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也将倾向于发生不同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方便地压缩成六个命题的缩略形式。
1.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可能作为一种以较高的制造品增长率表现出来的突然的大爆发而间断式地开始。
2.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就越是更多地强调要重视工厂与企业的大规模。
3.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就越是更大地强调生产者物品而不是消费品的重要性。
4.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对人民消费水平的压制就越严重。
5.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由旨在增加新生的工业部门的资本供给（此外，还为它们提供更少分权化的以及具有更丰富信息量的企业指导）的特殊的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一国的经济越落后，就越是宣称这些因素的强制性与综合性。
6.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其农业就越不可能通过向日益增长的工业提供一种扩张的工业品市场（这种市场反过来要以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所带来的好处来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
如同第2章所述，上世纪在单个欧洲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已经足够大到可以将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加以排列的程度，这种排列是按照一种使落后程度逐次递增的标尺来进行的，从而使落后程度成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有用概念。如果在这个标尺上刻上两个刻度，那么便会产生三组国家，它们可以被大致地描述为先进的国家，中等落后的国家，和极端落后的国家。就我们的六个命题中的某些变差也可以被视为离散而非连续的情况而言，这种模式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分阶段建构的系列形式。人们足以理解，相对于命题5所涉及的因素而言，这种结果的得出是最顺理成章的，在那里，数量上的差别是与质的差别亦即制度上的差异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在有关资本供给来源方面的现存关系，根据第1章所描绘的，就可以被表述如下：
然而，问题的要点并不简单地在于，这些是必须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重要事件。在当前的场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观察为工业增长进行融资的各种方法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工业发展的前提这一关键问题。
关于这一主题的普通见解相当好地为罗斯托所阐述。据说，对于工业发展存在着一系列确定的普遍性先决条件或前提，不具备这些条件或前提，工业发展就不能开始。陈旧的农业组织框架的废除或农业生产力的某种增长；一个从物质或精神上关心经济变迁的现代精英群体的产生；以物质形式体现的所谓的社会均摊资本的提供——它们当中除了某些与单个地区中五花八门的履行前提条件的形式相关联的要素是为了满足其发展的“独一无二的”需要因素以外，所有其他要素都被视为“必须的前提条件”。同样，一种赞同经济进步的价值体系的存在以及能够从社会赞许的阳光中获得热能的有效的企业家群体的可供利用性，也被视为工业增长的基本的前提条件。
这些观点是一种无差异的工业史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在概念上和经验上的欠缺是十分明显的，尽管我们并不能轻易地告别这种考察工业化过程的高度简单化的方式。本书作者耗费了数年的时间，才成功地重新建构了有关前提条件的概念，从而使它可以适合于以相对落后的概念作为研究前提的一般研究方法。我担心，这将是本卷书中最容易受到有关不一致性的指责的部分。举例来说，我曾几次给出这样的论述（如第1章，第6章和第7章）：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是工业化的一个必要的、甚至是绝对的先决条件。其含义是指1860年代俄国农民的解放极大地帮助了随后的工业化进程。这并没有错，不过，如果不用采取唱高调然而却毫无意义的词语，也能够表达这一思想。在历史研究的文献中使用诸如“必要的”或“必然性”一类词语将是一种完美选择。当必然性这一概念被附着在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上时，如果人们更仔细地考察它，就会日益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一概念都完全不缺乏含义，它可能纯粹是一种定义上的东西：工业化被依照某些条件来定义，进而，这些条件通过著作家之手所完成的某种觉察不到的转移，便被转变成历史的前提条件了。
十分现实的经验上的困难曾使人们求助于同义反复和灵活的手法，而它们无论如何也只是起到掩盖这种困难的作用。当对于英国的某些因素可能被合理地视为为该国的工业化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推论感到自我满意之后，其进一步的趋势就是（并且仍然是）将它们提升到所有欧洲国家工业化都需具备的普遍性的前提条件的层次上。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企图是与两个经验观察事实相矛盾的：（1）某些在英格兰作为前提条件起作用的因素，在欠发达的国家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至多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存在；（2）在这些国家中尽管缺乏此类前提条件，可是工业发展的大爆发也发生了。
如果这些观察的事实不被忽视或轻视，就像通常所发生的那样，那么它们相当自然地会将研究指向一个新问题：落后国家将采用何种方式并通过使用何种工具来替代这些缺失的前提条件？本书的第2章就是建立在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基础之上的，该问题产生了意义重大的答案。一方面，似乎某些被断定为前提条件的东西对于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并不是必需的。另一方面，一旦这一问题被提出，各种替代的全部系列就都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能够根据经济落后的程度而按照一种有意义的模式方便地排列起来。再一次返回到前面的历史列表中所显示的隐含意义，将不难想象在先进国家中初期工厂里的资本供给乃是来自于先前的财富积累或利润的逐渐再投资。与此同时，在较为落后国家里的银行和政府的行为，则被视为在工业化的基季里为了创造在“前工业化”时期恰恰由于该地区的经济落后而未能形成的条件所进行的成功努力。
第2章曾经表明，资本供给领域仅仅是对所缺乏的先决条件进行替代的一个例子。当人们观察到在单个的国家中的各种替代模式时，如果适当地考虑到落后程度渐次递减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那么人们就会想要去形成另一个普遍性命题。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发展大爆发的前夕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过程就越可能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和复杂多样性的图景——从而提供了一种与它自己前工业化时期的历史（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显得较为乏味）相比的令人好奇的反差。另一方面，在一个发达的国家中，它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极为丰富的经济史又使得它的现代工业发展史表现为一种相对简单和直接的过程成为可能。
因此，所谓先决条件的概念必须被视为本作者关于欧洲工业史的一般研究方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还需记住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启发性质。我并不打算暗示，落后国家必然要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去“替代”某些在较先进的国家里已经被证实的东西。在欠发达国家里的人们可以简单地摸索和寻找与其现存的落后条件相适应的解决办法。事实上，人们也可以被想象从欧洲大陆的东部而不是西部开始来研究欧洲的工业化，从而将英国工业发展史中的某些要素视为是对于德国或俄国的行事方式的替代。这将不是一种很好的进行研究的方式。它将是对于年代学的嘲弄，并且显示出突出的人造色彩。确实，在相反的研究方法中也固有某种人造的色彩。将英国摆在先决条件的中心位置是人们任意决定的，然而，这是一种认识过程的任意性，其结果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将欧洲历史视为受到流行的——同时也是变化着的——落后程度所支配的各种替代模式，这种观点的主要优势在于（也许令人迷惑不解地），它在提供了一组预测的同时又为我们的预测能力施加了限制。预测（predict）并不是预言（prophecy）。历史研究中的预测指的是，随着新的史料的获得而解决那些明智的（intelligent）问题，也就是那些非常明确的问题。
当本文作者着手进行一项有关意大利工业发展的研究时，其研究曾受到关于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起中心作用的投资银行的预期的主导。这种替代模式可以在关于中欧其他国家（主要是德国）的工业增长的早期研究基础上被“预见到”。正如第4章所显示的，这个具体的预见相当好地为关于可供利用的档案材料的研究所证实。可以指出，关于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工业增长，无论是当时的文献还是后来的文献，都没有包含关于银行对工业化所做贡献的适当评价。
正如意大利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此类的替代模式通过审慎的输人可以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这种替代的概念本身又是以创造性的创新活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某些活动于我们正常的研究设施从根本上无法预测的东西为前提的。这单独地提出了一个关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所面临的局限性的问题，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也还有其他的理由。
历史假说并不是一般性或普遍性命题，它们不能被某个单例外所证伪。对它们进行检验的主要意义，在于发现它们看起来能够合理有效的边界范围。当研究与这种边界相碰撞，并且来自预期的偏差变得十分显著时，通常有两种方法来应对这种局面：或者该假说被抛弃——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错误”，而仅仅可能是耗尽了它的解释能力，或者所发现的偏差能够被加以系统化并纳入该假说之中，从而丰富它，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刺激。通过这种方式，发展了的假说也许会极大地偏离它的原始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所给出的一般研究方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旨在通过将落后程度作为可操作的概念来把那些偏离英国模式的情况加以系统化的努力。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也可能并且将会遇到它在应用方面的局限性。
正如前面已经暗示过的，对于给定一组资料，历史的研究方法通常会遇到其他方法的挑战。在本书的论文所涵盖的范围内，1890年代俄国工业大爆发中的独特因素被视为本质上是由俄罗斯经济的落后程度决定的。例如，本书指出，俄国之所以更加偏好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品，乃是因为，对于一个极端落后而同时恰好又处于此前在资本品的生产中技术进步获得了迅猛发展的环境中的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业结构的不平衡被认为是落后条件下的当然现象，它仅仅是为俄罗斯政府的政策所强化了而已。
然而，如果想要采取一种主要是政治的研究方法来考察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史，井且将对于生产资料的重视视为本质上是由该国政府的直接军事需要所决定，也是完全可能的。如前所示，这样一种方法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传统，并且肯定能够达到相当精致的程度。然而，如果情况恰好是在考察了俄国不仅在1890年代而且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时期中的工业发展之后，这个案例看起来对于将俄国视为整个欧洲工业发展模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的话，那么本作者至少可以认为这里所给出的一般研究方法对于总体发展提供了一种更充分和更可行的解释。不过下述事实仍然存在：这一发展的某些方面，诸如铁路建设的某些区段，财政管理的某些技术，或者是政府有关野外村落的决策，都可以更自然地用一组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假说来解释。毫无疑问，这必须被认为是对于本书作者的主要解释框架的一种限制。
其他的一些局限在各个单独的论文中已经提到了，当前的研究方法探讨的是欧洲的工业发展。不过，在欧洲内部也存在着地理上的界限。从始至终，都是单个国家被作为一种考察单位。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任何一个代表着有组织的国家地位（statehood）的落后的欧洲区域里的工业发展，就能够被期望与本书前面所提出的预期相一致。一个小型的主权国家的经济也许会如此深地陷入别的更为先进的国家经济的藩篱之中，以至于完全地变成了后一区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它的经济演化的进程将不存在任何严重的间断，它的工业增长的渐进性质简单地成为较大型国家的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折射反映。由于缺乏类似于大爆发的各种东西，在落后条件下实行工业化的其他特定因素也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似乎是本书第1章所提到的丹麦的情况。
另一方面，第8章所讨论的保加利亚工业化的情况，在这里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它相当清楚地例证了这一事实，即本书作者当前的研究方法绝不是为了预见一种工业化的大爆发将会发生而设计出来的。这样一种预见——在该词的技术意义上——要想成为可能，必须始终坚持以条件为转移。如果保加利亚经历了一场工业发展的大爆发，那么寻找某些由此而与之相伴的东西，包括某些替代的模式，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于这种大爆发未能出现，我们的方法所能够做的就是将这种未出现的事实归因于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去发现并采用适宜的替代模式。实际上，可以合理地假设，在保加利亚的场合，这种替代模式也许相当好地由银行与政府的一种集中化的同时努力来构成。被引导来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形成某些命题，将是具有启示意义的。然而，保加利亚经验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强烈地暗示了那种错失机会的概念，这看起来将是所谓局限性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
在本书的第1章，一个落后国家所处的大爆发前的时期，被描述成一个在流行的经济条件与快速的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允诺二者之间出现紧张的时期。这种潜在能量的积累没有被视为一个纯粹渐进的过程。重大的政治事件，诸如民族统一或者彻底的司法与行政改革，实际上都可能导致现存机会的较突然的增加，有时也许还会触发工业的大爆发。然而，与此同时，在更先进的国家中的技术进步的流量则不断增加着可供落后国家吸收和利用的资源，后者可以从这些储备资源中吸取它们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和工艺知识。通过其技术引进，落后国家将要对技术进步利用数十年甚或数百年，这些进步中的大部分是伴随着时间的静静流逝而潜移默化地（
occulto aevo
）发生的。从这一过程来看，在工业大爆发之前的紧张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而落后国家则可以被视为在稳步地积累其落后所具有的优势。
根据对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研究，这种有关发展的观点似乎需要给予某种重新考虑。而意大利在这里尤其与问题相关。本书的第4章对于意大利在1896—1908年间的工业增长率为什么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的问题已经给予了某种关注，从意大利在那个时期的经济落后的程度来看，这也许是合理地预期到的结果。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关注的某些重点集中于意大利政府的愚蠢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以那些使该国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的部门的损失为代价，去持久地扶持更少具有发展前途的那些工业部门的努力。然而，也还有其他因素，特别是，已经指出，在90年代中期的工业大爆发开始启动之前就已经实际完成的铁路建设，对随后的增长率产生了一种抑制效应。劳动冲突的加剧也在同一方向上产生了影响。按照这种观点，意大利的工业发展在1880年代应该拥有充分的机会；可是，这些年的高涨却一直处于夭折状态，据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现代投资银行在意大利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结果。
如果这一概念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它将意味着，“落后的优势”的积累至少在某些时候能够与落后的劣势的某种积累齐头并进。如果后者是以不平稳的速度进行着，那么在一国发展中的某些历史时刻就将被视为特别适合于工业化的时期，即被视为它的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时刻（
Sternstunden
）。若改变同时也是降低一下——这个隐喻的含义，可以说那辆被设想载着一个国家穿过它的工业化大爆发阶段的公共汽车有时会古怪地出现，从而可能会被错过。下一辆公共汽车也许不如前一辆那样大或那样方便，或者不如前一辆那样快。无论如何，对于它的等待可能要相当地长，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工业增长大爆发出现的时间及其特征都会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