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在当代哲学尤其是英美哲学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有人说它是这个时代的哲学时髦，有人说它是当今的哲学正统，有人说搞哲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the only game in town）。按照美国著名哲学家金在权（Jaegwon Kim）的说法：“如果可以说今天的分析哲学有一个哲学意识形态，那么当仁不让，此乃自然主义。”[Kim 2003]自然主义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让它如此受到青睐？这种受欢迎的程度仅仅是出自一时之风气还是说有强大的学理根据？任何人想要了解当代哲学的特点，了解当代哲学关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花点功夫从了解自然主义入手，当能高屋建瓴，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悖理的是，尽管自然主义是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主流思潮，尽管许多哲学工作者自称是自然主义者，尽管哲学文献中“将……自然化”（省略的部分包括认识论、心灵、形而上学、道德、语义学等等，甚至还有“自然化现象学”之类的提案）之类的说法层出不穷，但就我所知，至今没有任何人严格精确地界定了这个哲学时宠。许多哲学家干脆放弃了精确定义自然主义的念头。
当代自然主义者的领头羊之一帕皮诺（David Papineau）说，“‘自然主义’这个术语在当代哲学中没有任何确切意义”，“‘自然主义’用在当代哲学家身上时并不是一个能特别提供信息的术语”[Papineau 2009]。帕皮诺是对的。像哲学中的许多“主义”一样，“自然主义”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意思，单一的定义要么会流于抽象和空洞，要么会四处碰壁，自然无法解释自然主义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不可否认，自然主义者的队伍非但不是铁板一块，反而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如果两位哲学家在互相作自我介绍时都声称自己是自然主义者，那么他们近乎对各自的实质性哲学观点没有做任何描述。
自然主义承诺并不约束一个人在认识论的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之间做取舍，或在关于真理的紧缩论和膨胀论之间做取舍，或在关于自由意志的相容论和不相容论之间做取舍，或在模态实在论和模态非实在论之间做取舍，或在关于因果性的休谟主义和非休谟主义之间做取舍，或在道德认知主义或非认知主义之间做取舍，等等。
换句话说，自然主义与大量的实质哲学观点具有高度的兼容性。有趣的是，自然主义的对头，某些版本的超自然主义如基督教，也有毫不逊色的兼容能力。以基督教的信徒为例，哥德尔是数学实在论者，达米特是直觉主义者；洛克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普兰廷格（Alvin Plantinga）是反基础主义者（更有趣的是，他是认识论的自然主义者）；牛顿是时空实在论者，莱布尼兹是时空非实在论者；笛卡尔是心身实体二元论者，范·殷瓦根（Peter van Inwagen）是关于人格的唯物主义者；等等。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都展现了对种种哲学立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这个现象非常令人玩味。
至少就哲学的现状而言，我们可以说，自然主义不代表一个单一的、整齐的哲学体系，它只是在某些理智上的趣向的引导之下各种（甚至相互冲突的）哲学纲领的松散联合。同样，基督教哲学（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整齐的哲学体系，它只是在某些信仰约束下各种（甚至相互冲突的）哲学纲领的松散联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然主义队伍如此庞大，但“自然主义”标签基本没有标示和区隔作用。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就是这些理智上的趣向。这些趣向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它们只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定义了自然主义的路线和纲领，给出自然主义者在从事哲学工作所受到和应该受到的限制。
我们可以从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角度来解析自然主义趣向。元哲学与实质性的或一阶的哲学不同。一阶哲学关注的问题体现在各个具体的哲学分支中，如形而上学探讨世界的一般特点（世界中有哪些东西、它们是什么样子）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认识论探讨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价值哲学探讨人类应该如何生活，等等。元哲学则是在反思的层次上探讨哲学这种人类探究的本性，包括其可能性、方法论、其产品的特点及其在人类信念体系的地位。
换言之，实质性的哲学关注实在、知识、心灵、意义、道德、美等等这些主题，而元哲学关注“哲学到底是什么？”这个大问题及其子问题。这种对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业已被普遍看作哲学这门学科的构成部分。简单地说，“哲学是什么？”本身就被当作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哲学问题，从而在今天造就了一门繁荣的哲学分支①。对哲学的反思自古至今从未停止，可以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达到顶峰。这样的事情通常不发生在其他学科身上。很明显，“数学是什么？”不是一个数学问题，，物理学是什么？”不是一个物理学问题，“生物学是什么？”更不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不应该和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前面指出，自然主义者们在一阶哲学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超自然主义者亦是如此）。不过，在元哲学议题上他们有高度的一致性（就像基督徒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一致接受一样），体现为他们团结在两个口号之下：“不存在第一哲学”、“哲学与自然科学是连续的”。
这两个口号并不包含任何实质哲学主张，因而在一阶哲学层面上并没有多少信息量。“第一哲学”和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是两个关键词。我们可以通过两个论证来理解两个口号的内容。第一个论证可以称为“来自哲学内史的论证”，第二个论证可以称为“来自科学的巨大成功的论证”。
什么是第一哲学？有趣的是，“第一哲学”这个术语也没有严格的定义。我们知道，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他最有名的哲学著作就以“第一哲学沉思集”为题。在呈现这两个论证之前，我们需要对第一哲学有些了解。根据传统的哲学观，同样都是理性探究，哲学与科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例如，科学中的理论（比如牛顿力学）宣称是对自然界事物运动规律的正确描述；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坚信，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本书是蓝皮的。这些信念为真必须基于一个前提，即它们表达的事物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事物是否存在，却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或常识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怀疑论者说我们无法确信它们是存在的。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就构造了几个怀疑论论证，著名的有梦境论证、恶魔使坏论证等。
科学，依其本性，回答不了怀疑论的挑战。这是因为，无论你多么细致、精确和完整地用光线、表面、反射、光的波长、视网膜、视觉神经、大脑皮层等科学知识刻画你关于这本书的观念的形成过程，笛卡尔担忧的那种可能性你都无法排除：你关于这个过程的所有观念还是那位法力无边的恶魔使坏的结果。科学的解释在这里无能为力。
如果怀疑论的问题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将哲学与科学区隔开来的问题，是一个要独立于科学的结论而以另外的方式来解答的问题。我们要宣称自己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不管是科学知识还是常识，就必须先回答怀疑论问题。对付怀疑论就成为真正的哲学工作，它在逻辑上优先于科学中的问题，所谓的第一哲学应运而生。当然，怀疑论问题绝不是仅有的第一哲学问题。
在此情形下，第一哲学如果能成功击退怀疑论，就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提供了担保或奠定了基础。在怀疑论问题上，哲学史上出现过不少解决方案，影响最大、人们耳熟能详的有3个，分别是笛卡尔、康德和卡尔纳普提出的。他们的哲学计划成为第一哲学的典型代表。详细解述他们如何处理怀疑论显然超出本文的容量，下面的论述能简则简。
笛卡尔的想法是，我们用自身所具有的理性的力量就能证明上帝的存在。由于上帝全知全能至善的本性，他不会欺骗我们，因此我们的关于外物的错觉不会是系统性的。这里错觉指的是我们的感觉经验提供给我们关于外物的观念，但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其实没有任何外部对象。笛卡尔思路的关键是确立上帝的存在，而他认为单凭理性的能力就能做到这一点。用今天的话说，笛卡尔认为上帝存在是先天为真的（true a priori）。
康德对付怀疑论的思路则复杂得多。首先，他拒绝笛卡尔式的观念理论。在笛卡尔那里，形成或得到一个观念是知识的起点，是基本事实，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个观念与世界中的实际情况相符。在我们的例子中，我有一个关于手上的蓝皮书的观念，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我手上是否真的有一本蓝皮书。在笛卡尔当作没有问题的起点的地方，康德认为笛卡尔忽视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使得拥有一个观念成为可能？用康德自己话说就是，一个对象在经验中呈现出来需要哪些条件？康德列举了一大堆，其中包括时间和空间作为直观的纯粹形式，实体和因果性作为知性的纯粹范畴（概念），等等。
我们可以把纯粹形式和纯粹范畴构成的体系称为我们的认知框架，它是内嵌在我们身上的。其次，我们所说的外部对象，比如我手上的这本蓝皮书，不过是某个我经验中的与我的认知框架相符合的表征（representation）。这样，我似乎没有必要去从我的经验中推导出外部对象的存在，因为它们就在我的经验中。怀疑论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过，康德的思路还留下一点残迹。康德承认，我们的知识只限于我们可能经验的疆域，但这个疆域并非实在的全部。康德把经验世界之外的世界称为本体世界。问我们是否有关于本体世界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依定义，我们只能有关于符合我们认知框架的对象的知识，问我们是否有关于独立于我们认知框架的对象的知识，就像问我们是否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康德的思路是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是第一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被称为“先验转向”（transcendental turn）。20世纪以来，哲学中出现了另一个转向，被称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始作俑者是弗雷格和罗素。语言学转向与先验转向的结构类似，体现在下述类比上：在康德那里，我们的知识的可能性取决于世界如何符合我们心灵的认知构造和思维的结构，就是说，我们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必须通过思考我们是如何思维的这个问题来解答；语言学转向则主张，我们的思维是如何进行的，取决于我们表达思想的语言是如何工作的。达米特认为，语言学转向的发生标志着分析哲学的诞生[Dummett 1993, p.4]。借由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中也产生了解决怀疑论问题的第一哲学，卡尔纳普提供了另一个代表性的样品。
卡尔纳普的思路同样复杂并经历了改变，下面的解述只围绕他对怀疑论的处理，不触及他的思想的全貌。早期卡尔纳普把怀疑论论题看作是无意义的。卡尔纳普认为，在任何语言中都有一类语汇，我们可以称之为“基始”语汇，它们刻画我们的基本经验。尽管没有具体的例子，使用这类语汇的句子可能像，比如说，“我此刻感到疼”，“我看见了蓝色”这种形式。任何语言中的句子在原则上都可以翻译为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句子，它们只使用指称基本经验的语汇加上古典逻辑。如果一个句子既不能翻译为这种只使用基本语汇的句子，又不能单凭逻辑判断其真值，那么它就是无意义的。借助于这个意义标准，卡尔纳普可以这样处理怀疑论论题。笛卡尔设想了两种经验情形，一种情形是我关于蓝皮书的观念是外物造成的，另一种情形是它是恶魔使坏造成的。根据假设，没有任何经验能够将这两种情形区分开来。那么，这两个明显对立的情形在经验上实际是同一回事。也许你想用进一步的、非经验的前提，比如说，关于上帝的学说，关于先天认知结构以及关于经验界-本体界之区分的学说，来区分外物存在和恶魔使坏这两个情形。不过，这些前提既不造成经验上的差别，也不是逻辑真理，因而是无意义的。
早期卡尔纳普对怀疑论的处理受到许多质疑，如基始语汇到底是什么、翻译是怎么可能的、意义标准本身能不能通过有意义性的检验等等。后期卡尔纳普做出了重大调整，其核心思想是借助语言框架来区分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Carnap 1950]。一个语言框架，粗略地和抽象地讲，是一套谈论对象、属性和关系的方式。在卡尔纳普看来，脱离一个特定语言框架，无拘束地谈论某种物项是否存在，是混淆性的和误导性的。以数学哲学家的问题“存在自然数吗？”为例。卡尔纳普认为这个问题有两种问法。作为一个内部问题，它问的是，给定某个语言框架，自然数是否存在。假定算术语言是我们所采纳的语言框架，那么答案是一目了然的。在另外一个完全没有表达数的语汇的框架中，答案将是相反的。
如果一个人说，我想要知道的是自然数是否真的存在，而不只是想知道在一种谈法中它们存在、在另一种谈法中它们不存在，那么卡尔纳普会说，这个问题问的是我们是否应该采纳一个容纳谈论自然数的框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任何框架之内的问题，而是框架之间的取舍问题，因而是一个外部问题。在外部问题上，不存在哪个框架为真、哪个框架为假的问题，只有好坏——好使还是不好使——的问题。物理对象的情形是类似的。如果你问，“蓝皮书存在吗？”或者“外物存在吗？”，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独立于框架的答案。出于实践考虑，我们可能倾向于采用容纳外物的语言框架，一旦这么做，我们的语言框架将告诉我们哪些因素使得“蓝皮书存在”这个句子为真、哪些因素使得它为假。一旦框架起作用，说蓝皮书存在就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取决于我们在世界中发现什么。但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关于哪个框架为真、哪个框架为假的事实。一旦我们记住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区分，怀疑论问题消失了。
第一哲学在解决怀疑论问题上的三个代表学说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存在为自然主义者抛弃第一哲学提供了动机和契机。许多人认为，笛卡尔对怀疑论问题的解决是完全的失败。如果真有这样一位上帝，那的确是皆大欢喜的事情。问题是，一位听任黑死病肆虐、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无所不能的仁爱之神”凭什么要关心我们的知觉系统是否出现系统性的错误呢？
康德在怀疑论问题上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撇开他的自在之物领域不谈，构成他的先验哲学体系的一些要素与后来的数学和科学的发展是不相容的。换句话说，如果康德是对的，那么后来的某些科学发展似乎不可能。康德声称，空间作为我们的纯粹直观形式是欧几里得式的，因而所有经验上可能的对象必须符合欧几里得几何的原则。这意味着人类不可能思考非欧空间是什么样子，更别提产生和理解黎曼和罗巴切夫斯基那样的工作。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所蕴含的四维空-时思想亦不见容于康德的时间和空间作为直观的纯粹形式的断言。被康德宣称是为科学提供辩护的普遍必然的真理与当代最好的科学结论相抵牾，是康德式的第一哲学家们的尴尬之处和难言之隐。
在怀疑论问题上，卡尔纳普的第一哲学与前两者的重大不同是，前两者试图直接回应怀疑论者的挑战。笛卡尔援引人类知识的外部担保者，而这个担保者的存在是单凭我们的自然理性就可以领会的。康德援引的是我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并将知识的范围加以限制。这两种第一哲学的策略都是试图建立先天的、一劳永逸的关于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结论，为自然科学提供亘古不变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基础。卡尔纳普的第一哲学则无意从事这些工作。在他看来，哲学就是解释和澄清不同的语言框架，让各种科学来选择最有效的、管用的框架。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怀疑论问题，在卡尔纳普的第一哲学中不是得到解决，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值得解决的问题，而是经过澄清要么变成其他问题要么证明是假问题。但是，这种以澄清语言框架为任务的第一哲学碰到很大的麻烦。再次以我手里的蓝皮书为例。设想有两个不同的语言框架，一个框架容纳对外物的谈论，另一个框架则使用纯现象语言。
根据卡尔纳普的宽容原则，这两个框架没有对错之分，人们可以自由决定采纳哪个，只要他们觉得一个比另一个好使。假定人们做出一个决定并做出“物理的语言框架比现象的语言框架更好使”的判断。问题是，这个判断句使用了哪个语言框架？这个简单的问题在卡尔纳普的框架中竟然很难回答。更严重的问题是，卡尔纳普理论的基础——内部-外部问题的区分面临崩溃。
在卡尔纳普看来，内部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经验上的证据，如果这些问题是真正的经验问题的话；外部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于实用上的因素，如简单、方便、有效等。但是，被卡尔纳普当作解决外部问题的考虑因素，实际上也被科学家们用来处理经验层次的问题；类似的是，在卡尔纳普看来属于框架替换的事情实际上是出于经验上的考虑。与康德第一哲学的命运相仿，在科学实践面前，卡尔纳普的第一哲学也很难立足。至此，我们看到3种代表性的第一哲学，至少在处理怀疑论问题上，都是难言成功。
第二个论证则是简单而直接的。17世纪以降，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借助于这种成功，人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可靠地预言、控制和解释自然现象。人们越来越相信物理科学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关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关于我们自身的最正确的知识。科学探索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有事可证。科学提供的产品具有累积进步、逐步完善、稳定可靠的特点。当代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正在憧憬一个终极、大一统的关于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科学理论[Weinberg 1994]。与之相比，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哲学探究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哲学体系众多，哲学思想与从业者的历史文化背景纠缠太多，表达哲学体系的语言含糊而缺少规范，另一方面，哲学探究缺少方法论上的约束，既无数学中的形式方法，又无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和实验手段，哲学家们在议题上都难达成共识，遑论形成共同体。如果自然科学已经给了我们最可信的关于世界和自身的知识，哲学的目的何在？
把这两个论证结合起来，自然主义者不信任乃至拒绝第一哲学的念头就不难理解。如果为科学提供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基础的尝试不成功，也不存在一种独特的、为科学澄清语言框架的哲学工作，那么还有什么事情留给哲学呢？面对科学的巨大成功，赢不了对方就加入对方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哲学的根本任务，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是理解世界的结构和我们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而科学的成功或许提示我们，自然科学已经或者将会提供正确的、说不定唯一正确的世界图像。美国哲学家塞拉斯（Wilfred Sellars）以这样的口气表达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在描述和解释世界方面，科学是万物的尺度，是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不存在的尺度。”[Sellars 1997, p.83]塞拉斯所表达的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元本体论论题：自然科学所承诺的，就是世界中存在的；自然科学没有承诺的事物，就没有实在性。这个论题颠倒了传统的第一哲学理解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秩序：与其让形而上学独立于科学而为科学提供基础，不如反过来让科学指导和约束形而上学探究。这是自然主义者声称的哲学与科学的连续性的形而上学侧面。在其认识论的侧面，自然主义者对哲学知识的性质有了与传统哲学不同的理解。哲学知识不必是自成一体的（sui generis）、先天的、不谬的和一劳永逸的，而是与科学知识一样，是可以修正的。蒯因主张，不存在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认识论是经验科学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在心理学一章中占一个位置”。纽拉特曾把科学活动比喻为在海上改建一艘船，蒯因把纽拉特之舟的比喻用到自然主义的哲学探究上：
自然主义哲学家在继承的世界理论中按照当前状况开始他的推理。他暂时照单全收，但也相信某些不明部分是错的。他试图从内部改进、澄清和理解这个体系。他是纽拉特之舟上忙碌的漂流族。[Quine 1981, p.72]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两个论证仅仅使得自然主义的元哲学立场变得可以理解，但不足以建立更强的结论，比如像许多自然主义者声称的那样强的结论：自然主义是唯一合理的元哲学，或只此一家不作他想的哲学纲领。这是因为，尽管上面讨论的第一哲学的三个代表都不成功，我们并没有找到一般性的理由来封杀一切第一哲学的成功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尚未弄清不同的第一哲学是否共享某些定义性的特点，否定一些（哪怕是最有影响的）第一哲学不足以否定全体。另一方面，新形式的第一哲学在不断涌现。例如，近几十年出现的对付怀疑论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策略就是新面孔的第一哲学尝试。
自然主义者的两个口号，拒绝第一哲学和强调哲学与科学的连续性，仔细分解，包含有下面两个内涵：
（1）元本体论论题：受尊重的自然科学的解释中推设的物项是仅有的真正存在的物项。
（2）元认识论（或方法论）论题：关于世界的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得到。
限于篇幅，本文下面的讨论只集中在第一个论题上。
在这个论题上，我们首先要清除一些含糊之处。哪些科学是受尊重的自然科学？几乎所有的自然主义者，都把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典范，因此物理学最受尊重是毫无疑问的。更开明和更合理的做法是把化学和生物学也包括进来，但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不在其中。一部分自然主义者相信科学的统一或者还原主义；而与还原主义保持距离的自然主义者至少接受这样的想法：化学或生物物项，即使不能还原为物理物项，也是由后者构成的。
在当代文献中，“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和“物理主义”几个术语常常交替使用，被认为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这种等同在一定的语境下不会引起误解，但在概念上它们是有差别的。在当代形而上学的背景下，这3个词指的几乎是同样的本体论承诺①。离开了这个背景，歧义便开始出现。例如，在元伦理学中，自然主义是一种有影响的关于道德本性的理论，但伦理的“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让人摸不着头脑。准确的说法是，唯物主义是自然主义者的本体论，而物理主义是唯物主义本体论在当代的正统表述，就像阿姆斯壮（D.M.Armstrong）定义的那样：“世界只包含物理学所承认的物项。”[Armstrong 1981, p.156]
物理主义是一个很强的立场，很明显，它绝不是对第一哲学的不信任加上对科学的崇拜在形而上学探究中的直接产物。物理主义者有超出这两个态度之外的独立的和更进一步的理由，这些理由合起来为物理主义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物理主义的吸引力反过来促进了广义的自然主义立场的繁荣。下面略述这些理由。
爱利亚人原则（Eleatic principle）：“……任何东西，只要有任何影响另一东西的力量，或者会被另一东西所影响，哪怕只是一小瞬间，不管原因多么微不足道，不管结果多么渺小，都是真实存在的；……存在的定义不过是力量而已”，柏拉图《智者篇》中的爱利亚生客如是说。检验一个东西是否存在，就看它有没有效能，造不造成影响。因果上惰性之物没有本体论地位。
奥卡姆剃刀：本体论要尽量简单，增加物项要尽量保守。
物理领域的因果封闭性：任何物理结果都有充分的物理原因。
反过度决定：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现象不是系统性的。①
这几个论题几乎逻辑地蕴含了物理主义本体论，即世界上有且仅有物理事物。爱利亚人原则排除了副现象事物（对物理事物不产生影响的事物），反过度决定与因果封闭论题一起系统地排除了非物理事物的存在。奥卡姆剃刀使得非物理事物零星性的存在没有必要。
如此理解的物理主义在当代形而上学中与其说是一个结论，不如说更像一个提案。当代物理理论，即使包括化学和生物学，并不涉及到以下事物：价值和规范性（合理性、道德、美）、心理现象（信念、感觉、情绪等）、颜色、数学对象（数、集）、模态等，让我们将它们称为“可议”事物。物理主义者如何看待它们？这个问题构成了当代物理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质性工作目标——将这些东西自然化。将一个在自然主义世界观中看似难以驯服的事物自然化，就是以科学的方式揭露其本性并在一个科学的世界中为之定位。常见的自然化方法包括：（1）还原——将可议事物还原或重构，令其等同于一个受尊重的自然科学推设；（2）取消——将可议事物当作一个前科学的迷信而清除掉；（3）虚构化——将可议事物处理为虚构，或者有实用价值的虚构；（4）语义角色化——将可议事物处理为非指称性的语义角色的扮演者。近几十年来，自然主义提案在心灵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认识论、伦理学等从前被第一哲学占据的核心领域产生了大量成果，当然，尽管没有一项成果是没有争议的。讨论这些具体议题当然需要另一个场合。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回应一下一个颇有影响的对自然主义的反驳。它针对的是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方案在概念上的可行性[Crane & Mellor 1990; Rea 2002, pp.56-58]。物理主义者宣称他们的本体论对物理科学言听计从，但这样会导致物理主义的本体论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空洞的。推理是这样的：说世界上存在什么取决于物理科学，只是一个元本体论主张，还不构成一个实质性的本体论。一旦具体落实本体论工作，物理主义的麻烦就出现了。如果物理科学指的是今天的物理科学，那么物理主义的本体论肯定是错的，因为今天的物理科学是不完全的（如两个最受尊重的理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是不相容的）。如果物理科学是指未来的理想的物理理论，那么物理主义本体论要么难以启齿要么啥也没说——谁知道理想的物理理论是什么样子？
这个批评看起来很有力量，但误解了自然主义的精神，尤其是，它将自然主义论题理解为一个第一哲学式的论题—— 一劳永逸、免于修正。一个物理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我的本体论，就像我相信的物理科学一样，是可错的；我不必非得在今天的科学和理想的科学之间做选择，第三条路是可行的。我可以在今天的科学基础上做出一个在正面内容上略显含糊的本体论选择，如相信夸克、分子、细胞等的存在，但仍拒绝像上帝、菩萨、幽灵等超自然事物的存在。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选择上的不对称性。假定有3种关于燃烧的理论，氧化说、燃素说和精灵说。一个自然主义者认为，后两个都是错误的，但错误的性质不同。燃素作为理论推设，是自然的，但精灵作为理论推设（如同推设雷公电母来解释雷电现象）是超自然的。这个含糊的本体论可以和乐于接受未来科学发展所引发的修正或调整。
不可否认，当代自然主义面临着各种挑战，有元哲学层面上的，也有一阶哲学层面上的。总结而言，我们在前面看到，尽管第一哲学的几个代表性的样品都不成功，这只为自然主义哲学提供某些动因，不是让人们非接受自然主义不可的压倒性理由。市面上还有一些旨在否决自然主义的理由，但在我看来，由于自然主义的开放性，这些理由很难是致命的。从元哲学角度对自然主义的赞同或反对，很难对从事实质工作的哲学工作者产生实质影响，这是元哲学自身的局限。人们在一阶问题上的分歧只能通过一阶论证来解决，如果它们能够解决的话。对于自然主义面临的挑战，我们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目前哲学界关于自然主义的争论中存在一个混淆的源泉，即反对者把一些挑战解读为自然主义的失败，而自然主义者把它们当作自然化的课题。最显著的问题是心灵哲学中的意识问题和价值哲学中的规范性问题。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如何在自然界中找到意识和规范性的位置。对于这些问题，元哲学插不上什么话，无论是自然主义的还是反自然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