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 陶林 责编 | 徐伟
本文节选自2017年5月第616期《凤凰周刊》
2017年，中国本土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陆续推出作品全编，收入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剧作、散文、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
获得诺贝尔奖五年来，莫言迟迟未有新作问世，但并不影响他一次次进入公众视野。实际上，从获奖的那一刻起，莫言便开始卷入公众舆论的巨大漩涡。有人振奋，有人欢呼，也有人质疑或谩骂。
在言与不言之间，他不得不经历众声喧哗的反复冲击，不断被推上舆论的风尖浪口，不断为盛名所累。或许，这就是他所谓“悲剧”由来。
五年过去，莫言从未远离过公共舆论的中心，他的公众形象变幻不定：一会儿是中国的“诺贝尔奖英雄”，一会儿是抹黑国家、民族的暗黑书写者；一会儿是鲁迅般的“民族良知”，一会又是圆滑逢世的“乡愿”；一会儿是为民请命的代表，一会儿又是趋炎附势的“话语媚客”。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在第64届法兰克福书展上，陈列着莫言的作品。
互联网时代，他的言行被无尽放大，语言的重负超出了作家的承载能力。如他的名字一样，在众多场合，他只能选择缄默不语。然而，无论言或不言，他都在不断被解读、被关注、被阐释、被批判，“捧杀”和“棒杀”似乎成为当今中国一位杰出写作者难以逃脱的宿命。
借莫言推出作品全编之机，《凤凰周刊》专访了这位舆论漩涡中的作家，回顾他获奖五年来的心路历程，也重新梳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凤凰周刊：你的文学作品，聚焦最多的还是“山东高密东北乡”，如今，它已成为世界文学地图上的重要坐标。从高密到诺贝尔奖奖台，注定是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你的写作从故乡获得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莫言：故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然非常重要，每个人都有故乡，故乡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对我这样成长经历和写作类型的作家，尤为重要。1984年，我还在军队服役，却从基层部队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正规的文学教育，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让我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也转换了艺术思维。我不再像早期通讯员那样写作，从报纸和文件里寻找所谓的创作信息和灵感，而是开了窍，先写了短篇小说《秋水》，回顾家乡无边无际的大水，后来又写了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第一次提到“高密东北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凡是触及到我的故乡，我都有写不尽的话。
△ 1986年，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 《红高粱家族 》 ， 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我一出生就落在“高密东北乡”这块黑土上。无论这个地方多么贫瘠、多么荒凉，这个地方的官员多么霸道、老百姓多么愚昧，作为一个在外的游子，一旦踏上这块土地，我依旧会心潮激荡，那种感觉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的力量。我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地方血肉相连，它是我的血地。
故乡与童年紧密相连，记得在写《透明的红萝卜》时，
我想到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生活，思绪好像一条河流的闸门被打开，活水源源不断而来
；故乡也与母亲紧密相连，因为故乡，因为母亲，才有像《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故乡还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当我描绘那些山川、河流、草木，那都是我生长的环境，所以信手拈来，完全没有任何隔阂。
凤凰周刊：你是经历过大饥荒、大劫难和大变革的人，最初投身写作是为了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当最“原始”的愿望满足之后，是什么一直激励着你不断开创新的文学局面，寻求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能否就你的写作历程，谈谈投身文学创作的诸般心法？
莫言：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我在农村扎扎实实生活了20年，又在中国最大的城市生活至今，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我的写作可以说是这些变革的见证。
童年时代，我的确经历过很多饥饿，整天不想别的，就是为了多找一口吃的，填饱营养不良的肚皮。从野果、蚂蚱到煤块，我都试着去吃过。因此，我曾开玩笑说，投身写作就是为了一天吃三顿饺子
——其实，这种原始的欲望很早就满足了。后来，是什么在激励我继续写作呢？我想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我想把心里话通过笔告诉读者。对于社会上很多事情，我有责任要写。还有我对文学本身的探索，也激励着我写出来。大家都在对小说艺术进行创新，到我这一代人，还有创新的可能性吗？我觉得还是有的。形式还有无限可能性，对小说艺术的痴迷追求激励着我。
我的创作一度很先锋。那时候，先锋是一个作家应有的人生态度，敢于跟流行的东西对抗，敢为天下先，在很多人都不敢说心里话的时候，你敢说。或者你以前不敢说，在那一刻敢说。我们都是从文革时代过来的，那种对作家的写作禁锢，不光是外在的、强制的，可能你从小生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你的阅读经历等等，都决定了你只会那样去写。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带着对抗禁锢和寻求突破的意识开始的。
我早期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种抵抗式的写作。当时常引人注目，让很多人咂舌，比如《红高粱》《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等。1990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量的累积，那种有意识的抵抗越来越少，回忆和温情变多，但还是会有争议，比如《丰乳肥臀》。到1998年以后的写作，我变得更低调，甚至说要大幅度往后退，有意识地压低写作的调门，比如《檀香刑》。2000年以后，我觉得无论刻意的对抗，还是刻意的低调，都是故作姿态。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人生阅历，所谓求放心，跟着我自己的心去写，寻找一种长篇小说的大气象、大开合、大怜悯、大慈悲和大解脱，就有了《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作品。
△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 厅举行，莫言身着黑色燕尾服、打白色领结出席。他的获奖理由是: 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图为 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及证书。
凤凰周刊：通读你的全部作品，的确能感受到如你所说的心路历程。你的创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的，都说那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敢想、敢写、敢突破，文学观念很新潮，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而现在，不但文学边缘化，整个文化也倾向于保守与回流。能否谈谈自己写作之初对那个时代的感受？
莫言：现在大家都说，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可当时我们并没有那种感觉，相反还觉得挺压抑的，因为经常听到一些小说因描写某某情节而被退稿或被批评。但文学的确是社会主流，时过境迁，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文学过度关注了。“文学”二字本身就是热点，就是一个大明星：一个刊物随随便便就可以发行数百万份，一次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可以卖得座无虚席，甚至还有很多站票——由此可见对文学的关注度是极高的。
前面提到，从1984年起，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始了短短两年的学习。在那里，我接触到大量青年作家，他们都怀着炽热的文学理想。我的老师徐怀中先生，用了一种比较新的教学理念来安排课程，把全国很多著名教授、作家，以及各个艺术门类的著名艺术家请到学校，用讲座的方式给我们点拨，让我们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信息。使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也了解了世界文学的历史，以及很长时间内世界文学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的部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提升了我们的创作热情，让我们把眼光投射到世界，把自己的写作立足于写经典作品的高度之上。
在军艺两年，我一口气写下80部作品。那时候青年作家都很勤奋，学习环境很好。大家互相刺激，互相鼓励，也互相批评，用非常率真的语言“挖苦”别人。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地涌进来，让人眼花缭乱。我们读到马尔克斯、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川端康成等人的小说后，真有眼界大开的感觉。
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我很是震惊，就像马尔克斯在1950年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的作品时一样发出感慨：“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除了佩服之外，我也觉得我的生活经历中有更丰富的东西，如果我早些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说不定我也就写出了一部《百年孤独》。
当年还读到福克纳的作品，他反复提“邮票般大小的故乡”，而川端康成则写到故乡的秋天里，黑色的大狗在水洼里低头喝水，这些都让我深受感染与启发，觉得我也能把故乡讲述出来。写出《白狗秋千架》之后，关于故乡的小说就接二连三地喷发了，高密东北乡就这样在我笔下慢慢浮现出来。
△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图为莫言在发表演讲。访问期间，代表团组织去游乐园玩，坐过山车时，莫
言与王安忆坐一排，莫言被吓得满头虚汗、尖叫连连，而王安忆则表现得非常镇定。莫言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
想，王安忆的定力真好啊!”
凤凰周刊：你曾在多次演讲中提及这些作家对你的影响，但你并没有照搬他们，他们更像你日后蓬勃书写、找到自我的一根导火索。当下与那个“黄金时代”已经大不一样，严肃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文学网络化、商业化、碎片化、娱乐化，你对当下的青年作家有何建议？
莫言：当年，西方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我的思路，使我意识到，
一个作家不应该受到什么戒律的束缚，更不要受自我的束缚，应多学习世界文学之所长。
那时候，有抱负的青年作家，多数也像我这么想。但大家很快发现，争相模仿写出来的全是二流的“赝品”。
于是，大家又都想尽快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小说，这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其实，要彻底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响、塑造出民族气派，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们需要跟西方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同样，西方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全球一体化潮流之下，不受外界影响的民族艺术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受益于世界更多一点。
文学到今天的确不热闹了，因为社会有更多的热点，人们有太多信息可供关注，甚至太多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不要焦虑边缘，一个青年作家的突破，大多是从边缘开始的。
有的一旦突破，可能马上会进入中心，变成一个拥有流行话语权的作家，当然，也可能会逐渐走到自己的反面。今天的文学呈现多元化形势。这其实也有好的变化，那种主宰一切的权威的东西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极大地弱化了。大家各行其道，拥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和声音，能更加自由地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