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像炉中的火一样，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传给别人，以致为大家所共同拥有。”
—— 居斯塔夫·福楼拜，法国著名作家
大多数伟大的作家，一辈子只能写出几本小说，历经时代更迭与洗刷，能流传至今的经典，少之又少。
季羡林曾说过，“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
读书可以使我们年长，也可使我们年轻。
这是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一天只读500字，一月1.5万字，一年18万字......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读书就是一件让人偷偷成长的事。
有这样一群国内外文界最顶尖的“长辈”，他们是教授、作家、翻译家，更是“人生家”。现在，他们将为你阅读自己的“一生之书”——是他们最喜爱、研究最深入，或者是浸淫其中一生的经典作品。
苏州大学文学院的季进教授对这个阵容的形容是：“史无前例”“大师云集”——这支讲师队伍无疑是空前的，而鉴于一些老先生的年龄，也可能是绝后的。
九十岁：
经历过最深刻的磨难，才有最真切的欢乐
今年91岁的王智量先生还清晰地记得，多年前在书店内邂逅《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情形。那时候，他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里进修俄语，穷得哐当响，但他毫不犹豫典当掉自己的西服上衣，换来这本书。这一陪伴，就是七十年。
回北大后不到一年，他就能把其中400多个十四行诗节全背下来。当时，何其芳听说这件事，就鼓励他，既然都会背了，那就翻嘛！
这句话，启发了他的翻译生涯，殊不知，也是这趟精神磨炼之旅的开始。
王智量，91岁，年轻的时候，曾用24年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上世纪50年代末，是他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从那时起整整20年，王智量妻离子散，先被下放到河北、甘肃农村，后无奈“逃”回上海，搬运钢板、扛木头，靠打零工贴补家用，最困难时，从菜场拾菜皮、买做饲料的碎米充饥。
翻译这本小说的信念，支撑他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某种程度上说，是普希金的文学“引渡”了他。
在回忆录里，他写道：“在太行山麓小米峪山村外，我一边踩着刚刚撒下稻种的田垄，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按照我给自己定下的方法，在心中翻译成中文……”
《智量译文选》
冥冥中，奥涅金这个人物角色的命运和情怀似乎转移到了王智量的身上，他仿佛就是那个典型的“多余人”，跳脱出时代的困囿，观察和咀嚼着人生中的苦难。
在矛盾中生存下来，并热烈地生活下去，这就是赢家。
八十岁：
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但不努力就一定没有结果
叶廷芳，83岁，对孤独作家卡夫卡保有着独特的体悟
叶廷芳先生今年83岁。作为译介卡夫卡于中国学界的第一人，在谈及卡夫卡时，他却首先讲了一个发生在他六岁时的故事。
1942年夏天一个晚上，日本军队杀进他的家乡浙西衢县的小村庄时，他们一家来不及跑，只好躲进简陋的小楼二层。日本兵打破大门冲进院子的那一刻，他们吓得牙关不自觉嗒嗒嗒地响，整个楼板都随着他们的颤抖而颤抖起来。他再没有听过比这个还可怕的声音。
尽管后来日本兵匆忙离开，没时间杀人，但那种恐惧的声音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叶廷芳回忆起那个场景时，写道：“战争就这样刻进我的骨头，我在惊惧中开始早熟。”
这大概是他和卡夫卡之间隐秘的心灵通道。
但命运恶意的玩笑尚未结束。1945年夏，他因为一次意外断失了左臂。而更大的不幸是，本来喜欢他的父亲，却渐渐对他厌烦。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一个残疾孩子，对家庭生计来说就是累赘。
“我父亲常常瞪大眼睛暴怒起来，骂道：当初你为什么不干脆死掉？！”叶廷芳回忆。他在家里被彻底孤立。正如卡夫卡曾经说的，因为畏惧父亲，“在自己的家里我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和叶廷芳，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时空的人，从此背负起一生的“原罪”。
逆境从未使他退缩，谈到性格，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服输”。
他曾说，命运这个东西，它打击你，又成全你，条件是：
你不服输！
一件事努力了没有结果，难道就不努力了吗？
当然不能。人要时刻主动地驱动自己，每克服一次困难，就获得一次正向的精神力量，人就越来越坚强。否则，一步后退就可能步步后退。
悖谬、孤独、陌生感、恐惧感、重新审察世界、为艺术献身……作为国内卡夫卡研究的权威，叶廷芳的生命体验与其毕生研究的作者，有着一种文字与精神上的“双重共振”。
七十岁：
“幸运”来源于内心的感恩和满足
对76岁的郭宏安来说，能一生和文学为伍，是天底下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了。
郭老多年沉浸文学，身上自然流露出一种温和、内敛的气质。他说，如果他的人生里有什么小的挫折，遇上了文学以后，挫折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如他所说，
有一批视文学为生命、甘于寂寞清贫、冷静观察民众生活、探索社会深刻含义、埋头打造独特语言的人，才有可能产生杰出作品。
郭宏安，76岁，法国文学翻译家，一直热爱着生活
他是幸运的，一是考大学时，报了北大，并且认定非北大不去，否则就去乡下务农，结果真给他考上了北大的西语系。他一头扎进法国文学的汪洋大海里，结交了蒙田、加缪、司汤达等等有趣的灵魂。
二是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们纷纷被下放，而他因为自己的工人家庭出身，再次幸运地被分配到部队里。在部队八年，他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理想，终于让他抓住一次转业机会，到新华社，再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再回国从事喜爱的翻译，顺风顺水，不起波澜。
和文学为伴，真的会使人幸运吗？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
“读书对于我来说，是驱散生活中的不愉快的最好手段。
没有一种苦恼是读书所不能驱散的。
”
郭宏安也引用了蒙田的话对此做了解释：自给自足，自己就是一切，这就是幸福最主要的品质。
有书可读，就是最大的幸运
。
六十岁：
在战胜外来敌人之前，先得战胜自我
今年65岁的余中先是业界不折不扣的“劳模”。几十年如一日的翻译，从不带有什么功利心。他很善于合理规划时间，随时记录下自己在生活中的感想。虽已年过花甲，因为热爱游泳，身材仍然管理得很好。
这些细节全部指向一种品质：严谨、认真、坚毅和持之以恒。他说：“这种品质是十六岁时，《约翰·克利斯朵夫》带给我的。”
1970年，余中先上山下乡，在浙江萧山建设兵团海涂垦区，修水利，种庄稼，生活艰苦，最大的慰藉就是读书。那时，他借到了一本残破的傅雷译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仿佛是暗夜中的明灯，一下子照亮他前行的道路。
他把傅雷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
“在你要战胜外来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
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知晓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
余中先，65岁的他仍保持着每天6小时的翻译工作
考上北大后，他被老师形容为“最玩命儿的那个”。后来从事翻译，在翻译一本《潜》的小说时，为了更好地领悟作者对于海洋的微妙情愫，59岁的他亲自去练习了潜水。
余中先说，小时候我觉得命运特别不公。赶上了时代动荡，耽误了学业。那时候我有一种阅读的饥渴，而且饥不择食，真的是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后来，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上了北大，之后也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恶补，做读书笔记。
就这样，读书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不是药神》里有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借这个意思也可以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痛苦，那就是无知的痛苦。
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哪里有阅读，哪里就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