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部彦君，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点击本文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文章PDF印刷版。国际安全研究ISS
经济安全化是国家通过安全叙述将非安全的经济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在国家认为经济合作的收益将损害其在权力竞争中的整体所得时，或者在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遇到巨大震荡或冲击时，国家安全逻辑会超越经济逻辑而生效。此时，安全与经济问题在刻意煽动下交织碰撞，国家间密切的经贸关系不仅难以成为管控两国矛盾与分歧的“压舱石”，反而会被国家视作现存的“安全威胁”，成为某些国家中断或破坏双边政治经济联系的借口与手段。国家间存在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会随之成为安全化操纵国维护与拓展权力、进行地缘政治竞争和打击、操纵他国的战略性工具。因此，文章以存在紧密经济相互依赖的中美与俄欧关系为案例，在比较中美、俄欧之间不同经济安全化动因的基础上，分析经济安全化转向背后的选择逻辑，为中国更好地应对经济安全化挑战、更有针对性地发挥“经济压舱石”作用提供一定思考。
冷战结束后，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国家间逐渐建立了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但是相互依赖关系与共同获益的可能并未改变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竞争逻辑。特别是近年来，大国之间“火药味”十足，世界也依旧笼罩在不安全的迷雾中，巴以冲突、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战与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转向等都是当下安全困境深化的印证。现实世界中存在愈来愈尖锐的“经贸联系密切”与“政治关系变差”的矛盾。国家间“经济压舱石”效应不仅没有随着彼此经贸联系的增多变得更加有效，还常常出现失效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况，经济与安全的互动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
从当下的研究讨论来看，学界对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安全关系问题的讨论尚无定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以自由主义为逻辑起点，认为存在密切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时，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量，国家间的政治分歧和矛盾会趋于软化，世界因此会更加安全；对经济相互依赖的认知偏向于对“收益”问题的衡量，认为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可以使国家间冲突被国家间竞争取代。另一种以现实主义为逻辑起点，强调当下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广泛存在着不对称性，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国家冲突与不安的根源；对相互依赖的认知更偏向于对“代价”的解读，认为即使面对共同获益的可能，国家更关心的还是获益的分配问
题，即相对收益问题。而“经济压舱石”理论的形成大致延续了经济相互依赖理论中自由主义的分析思路，是指以经济为依靠，让经济为政治保驾护航，使双方都愿意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为实现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进行一定的政治妥协，从而达到防止双边关系走向负面的安全目的。“经济压舱石”理论既是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的实践性引申，又在理论适应性上更具针对性，是国家对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怀有信心的中观理论表现，对该理论的有效应用可以帮助国家塑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推进国家间的合作。但是，“经济压舱石”理论的现实效力建立在双方对“代价”与“收益”的共识之上。经济“压舱”作用的发挥并不由一国的诚意与决心所决定，而是需要双方都认同经济在维系和拓展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并在共同收益特别是相对收益分配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经济压舱石”的实际效力深受国家间矛盾性质与程度的影响。在国家间竞争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时，矛盾的升级会削减双方对“经济压舱石”收益与代价的认知共识。
在世界经济关系从全局性、多层面、多渠道的相互依赖向全球性的“逆全球化”转换的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中的“代价”问题成了世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经济压舱石”理论也趋于式微。世界陷入现实与认知层面的双重焦虑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态度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与部分大国以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操控、打击他国的行为使各种经济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论调盛行，全球产业链中的权力政治色彩大幅提升。各个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将相互依赖看作增加自身脆弱性的渠道，开始认真思考本国在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独立性和国家内部产业链的完整性，其国家逻辑逐渐从如何增加依赖受益变成了如何预防受损。据此，“经济压舱石”作用出现失效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况，经济“脱钩”与“互制”成为当下大国竞争的新现实，大国间的经济安全化转向趋势尤为明显。
两极格局瓦解、全球化推进和自由主义发展打破了安全的传统边界，分散了国家对军事安全问题的关注，使安全研究的视野转向了与发展直接相关的经济领域，但是经济安全并不等同于经济安全化。经济安全化是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整体收缩的背景下，国家对经济安全的过分关注以及对安全的绝对追求带来的经济安全概念与范围的泛化。这不仅会极大地破坏过去建立的密切经济合作关系，还会造成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负向外溢”，使双边经济由国家间安全的“压舱石”转为“导火索”。
经济安全化是国家通过安全叙述将原本非安全的经济议题转变为安全议题的过程，也是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深度捆绑的过程。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经济安全化过程中尤为重要，分别指代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行为体对依赖关系发生改变的反应程度和代价大小。更敏感或更脆弱的一方就更容易受制于另一方实质性或威胁性切断与利用经济相互依赖的行动。通常情况下，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在战略层面上更为重要，因为脆弱性反映了国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如果一国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较低，即使在短期内面临较高的敏感性，也可以通过自身调整或替代手段来减少长期损害。
从经济安全化的现实动因来看，经济安全化转向往往基于国家对经济相互依赖中敏感性特别是脆弱性的关注，始于国家间现实政治关系的调整。具体原因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国家认为彼此经济合作的收益将损害其在权力竞争中的整体所得，出于对经济相互依赖中相对收益的不满，选择将经济问题安全化，以渲染和利用相互依赖脆弱性的方式实现其权力追求；另一种是由于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受到难以调节的严重冲击和震荡，国家出于维护整体安全的目的，重新审视彼此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并将其视为可资使用的战略打击手段以实现安全。这两种经济安全化的动因都体现了结构性条件变化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转向的影响，体现了对“绝对安全”的过分追求（参见图1）。而在国家借助经济安全化实现权力与安全追求的过程中，经济安全化的操作国会通过界定与渲染自身经济脆弱性的方式为其利用和破坏双边经济联系的行为辩护，以说服受众支持其基于安全逻辑采取的各项安全化措施。同时，国家经济安全化的手段也往往通过利用对方的脆弱性和修补自身的脆弱性来实现。
因此，对经济安全化操作国来说，“安全”既是国家战略行为的目标，也是凝聚共识的叙事手段。安全问题的高敏感性与高动员能力可以赋予国家更多的合法性和干预权力，使国家可以更有效率地推进资金的筹集与决策的执行，更好地实现对非安全议题的安全治理，以服务国家的战略需要。此时，基于战略竞争或政治对抗的需要，拥有更大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优势的国家往往会采取包括经济脱钩、经济胁迫、经济制裁、经济战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制裁与遏制手段，但这会进一步削弱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难以建立国家对彼此经济相互依赖的“收益”与“代价”的认知共识，无法发挥经济的“压舱石”效用。
在安全化操作国将双边经济安全化的过程中，安全化会夸大事件的真实影响，在实践中增加国家对安全的绝对追求，削弱国家财富和权力持续增长的相互依赖基础，导致两国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因此，在一国选择将双边经济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经济的“相对不安全”就会越来越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状态。在这种安全焦虑下，国家往往会倾向于高估当前存在的经济安全风险，会更容易地受到国际关系中的错误知觉的影响。
在经济安全化转向的过程中，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既是经济安全化操纵国企图干涉他国经济和政治的重点领域，也是经济安全化的目标国企图摆脱依赖的核心关注。在国家中断甚至“武器化”双方具有互惠性质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过程中，为更好地达到阻碍与打击他国发展、扩大自身在经济与安全方面议价能力的目的，经济安全化的操纵国会不断利用“维护安全”等说辞来修饰其行为，将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与整体安全“挂钩”。比如，美国就倾向于将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竞争描述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威胁”，以自身的不对称依赖优势和霸权地位对中国采取经济“脱钩”、经济战等一系列的反市场“安全化”操作，极大地破坏中美之间对“经济压舱石”的认知共识。由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双方均有将经济关系“武器化”的选项，在一国决定“战略性”甚至“武器化”利用双边经济相互依赖时，经济安全化的目标国或者潜在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会缺乏稳定性与自主性。此时，经济安全化的目标国除了会采取一些增加经济独立性、扩大国家经济联系范围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等非强制手段外，也会以牺牲国家部分经济利益为代价，采取经济安全化的反制措施，通过削弱与中断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方式，减少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从而摆脱和减弱在经济或安全上被操控的风险。由此导致经济安全化陷入一种自我证明的反复循环，“安全困境”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动“逆全球化”的托词与证言，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发展不确定性与竞争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联盟化”与全球经济的碎片化，破坏国家间普遍合作的信任基础。
在下文中，我们将以存在紧密经济相互依赖的中美与俄欧关系为案例，分析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安全化操作，检验国家经济安全化逻辑的生成与循环过程，分析国家经济安全化转向的现实与未来影响。这两个案例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这两个案例具有高度代表性，中国与美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彼此间经济依存度高，是过去“经济压舱石”理论重点关注与应用的对象。其次，这两个案例同时发生于当下“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可以共同体现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整体性收缩的时代趋势。最后，中美与俄欧之间的经济安全化都体现了结构性条件改变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安全化是国家战略竞争升级的体现，而俄欧之间的经济安全化则是由于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能较好地代表国家转向经济安全化的两种动因。因此，这两个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观察经贸问题在双边对外战略设计中不断被安全化的过程，更深入了解国家经济安全化转向的动因与逻辑，为“经济压舱石”在当下世界范围内的部分“失灵”寻找合理解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中美认为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充当两国政治关系的“压舱石”，在“收益”与“代价”认知方面达成了共识。在这段时间，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很少受政治和安全问题的影响，两国密切的经贸联系起到了缓和两国关系、化解矛盾冲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与中国的矛盾逐渐从政治领域扩散到政治、经济与安全三个领域，美国逐渐对其在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中的相对收益感到不满，认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收益将损害其在权力竞争中的整体所得，不仅再三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在双边经贸领域对中国施压，以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为武器破坏中国经济发展，还在世界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孤立中国的外交手段，劝说甚至威胁盟友中断与中国的经济与技术联系，双边经贸问题在美国对外战略设计中不断安全化。而在美国将国家安全逻辑深刻嵌入中美经济与技术领域合作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不仅难以逆转双边政治关系的负面走向，中国在双边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还进一步成为美国打击与压制中国发展的工具。
美国对“中国威胁”的判断不取决于中国是否恰当地释放了善意，也不取决于两国之间的经贸总量，而是取决于美国对双边经贸关系是否有利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判断，取决于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的竞争和削弱程度。作为霸权国，美国追求的是经济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优势，对中美相对收益的关注大于绝对收益，其有借助对华经济安全化实现权力追求的动力与能力。
在美国看来，一方面，中国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量的50%，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来源国，其经济总量规模大，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领域表现亮眼，发展势头强劲，是美国最有力的“战略竞争者”。若美国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不仅会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还会使美国的关键技术扩散到中国，助推中国崛起。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目前仍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对双边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更高，一旦两国爆发经济冲突，中国将比美国受到更大的损失与伤害。因此，美国选择“萨缪尔森陷阱”（Samuelson Trap）作为其推行保护主义的理论工具，以安全化的视角看待中美经济问题，寄希望于以经济安全化的方式阻止中国的经济崛起。从当下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衰退与“逆全球化”趋势也进一步暴露了美国产业链过长所带来的“关键产品外部供给不足，内部产能乏力”的缺陷。这令美国对中国所拥有的完整产业链条感到更加忧虑，产生了更强烈的对华不满情绪，并且加速了美国对华经济安全化逻辑的形成。
但是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着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有着近7 6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和2 600多亿美元的双向投资，并在全球产供链上深度联接，双边利益关联性很强。若美国无理由地以种种进攻性经济手段破坏中美经济关系，不仅会招致国内各种利益团体和普通国民的反对，还会引发美国其他盟友与战略伙伴的不满，并且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认可。因此，为护持霸权地位、实现权力追求，在美国决定以经济手段阻碍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经济安全化成了其解释行为、凝聚共识与强制执行的最好选择，不仅可以为阻碍中国的崛起提供丰富手段，还可以为其单边经济行为提供“合法性”支持，增强对抗、打击中国的动员能力，提升其对华经济政策的灵活度。
回顾2018年至今中美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安全化可以说是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共同特点。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之前，美国就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三份安全文件中突出渲染“中国威胁”，不仅将中国界定为美国繁荣与安全的巨大“挑战”，而且还特别强调“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输美产品展开“232调查”和“301调查”，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渲染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以抵制中国“经济入侵”为由，对华加征巨额关税，实施投资限制，强硬地开启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进程。美国在后续措施中逐渐将战火升级，将限制与制裁延伸到科技、文化与人才交流等各政策领域，使经贸和科技领域快速转向安全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深化了美国的经济安全化认知，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制造”依赖的恐惧，使美国拥有了更强的对华“脱钩”动力。于是，2020年之后的美国进一步强化了新兴技术的对华出口管制，加大了对两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力度，不断利用意识形态宣传“中国威胁论”，并以“摆脱关键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为由，提出建立“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的“可信赖伙伴”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经济的“去中国化”主张。美国种种破坏经济的行为不仅使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面临执行层面的困难，也进一步僵化了中美双边关系。
拜登政府以“去风险”的概念代替了“脱钩”的表述，但却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经济安全化逻辑，仍坚持从经济安全化的视角看待中美经贸关系，更加注重发挥盟友与立法规范的作用。在其看来，中国在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的“挑战”优先于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发展“挑战”。因此，从上台伊始，拜登便签署了行政命令，加强“购买美国货”条款，将更多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在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再次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花费更多篇幅将中国描述为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无论是在集合了1个拨款方案和4个相互独立的法案所构成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还是在2022年3月获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中，都继续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不断加强对涉华问题的政治炒作。而后，拜登政府更是越来越多提及“国家安全”与“供应链安全”问题，不仅推出了试图重塑亚太地区秩序、加强亚太联盟关系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还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特别评估来自“竞争对手或敌对国家”的投资者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并在“在岸外包”“近岸外包”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友岸外包”和“小院高墙”等一系列“安全至上”的政策，引导关键产业、关键资源、关键技术和关键投资从中国向其盟国与IPEF成员国转移与回流；以所谓的“消减脆弱性”与“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包装，鼓动其他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共同排挤中国，不断进行各类政治炒作塑造美国民众的对华认知。
美国的经济安全化逻辑经过特朗普与拜登两届政府的实践已经逐渐成熟，其对外经济政策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具体贸易领域中的对华打击与“脱钩”，并在总体上获得国内战略界和民众的支持。但是经济相互依赖是双向的，美国将经济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行为也给自身发展带来诸多问题。首先，美国通过加税来保护本国产业的行为，使其面临比中国更大的价格上涨压力和福利下降损失。其次，美国采取的种种单边经济安全化手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使世界其他国家也受到美国加税与强制“脱钩”行为的影响，引发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干预”与“国家自主”问题的担忧，削弱了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产业链的安全信任。最后，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上升的经济能力和现有的市场体量也使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的行为缺乏足够吸引力，美国试图绕过中国在全球寻找替代者的行为难以实现。尽管如此，美国的种种经济安全化行为的确给中国的经济与发展带来了不小挑战。中国对美贸易额呈现波动下降，美国串联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合围”的行为，也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虽然2023年11月的中美元首会晤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双方在“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由于美国依旧希望借助对华经济安全化遏制中国发展，各类经济安全化政策与措施依旧不断推出。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美国以“安全化”为借口将经济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行为可能还将延续。中国对此应有所准备，要在避免与美国发生“经济脱钩悖论”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发展的自主性和安全性，扩大全球“朋友圈”。
受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在2022年后陷入低谷，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复杂性再度引发世界关注。虽然俄罗斯与欧盟在经济与能源上相互依赖、合作紧密且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制度性合作框架，但是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仅未能使俄欧双方在俄乌冲突的分歧上保持战略克制，还加剧了彼此在战略与安全上的“互疑”。俄欧都担心对方会在经济特别是在能源问题上对自己施加制裁，又都试图以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优势对对方施加政治影响。因此，在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俄欧之间密切的经济与能源依赖首当其冲地成为“安全化”甚至“武器化”的目标，俄欧经济安全化转向趋势明显。
俄欧经济高度互补，长期保持较为紧密的经济特别是能源的相互依赖关系。从欧盟的视角来看，欧洲的能源对外依赖度很高，约57%—60%的能源消耗都依赖外部进口，天然气和石油的对外依存度甚至高达90%—97%。而俄罗斯是欧盟东面最大的邻国，也是欧盟最大的能源进口来源国，自然资源丰富，对欧能源运输方便。因此，与俄罗斯建立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可以为欧洲各国提供稳定的能源、粮食与工业金属等原材料供应，不仅可以解决欧洲“能源危机”问题，降低欧洲各国工业与生活成本，还可以为欧洲工业制成品和欧洲企业提供市场，有利于欧盟的多边主义拓展和制造业发展。从俄罗斯的视角来看，俄罗斯是全球原油和石油制品出口大国，对资金和技术的外部依赖较大。而欧盟是其能源出口的最大市场和投资来源，是俄罗斯对外贸易的重中之重。2021年欧盟占俄罗斯出口市场的约38%、进口市场的约32%。欧盟通过贸易和投资进入俄罗斯市场的过程，不仅可以促进俄罗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助推俄罗斯技术升级，还可以缓解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压力，为俄罗斯塑造相对宽松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
能源作为战略性产品，贸易依赖越大意味着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越强。而且，与中美广阔的经济相互依赖相比，俄欧之间的依赖更集中于能源领域，其依赖结构的简单进一步提升了俄欧相互依赖的脆弱性，使俄欧双方始终高度关注彼此存在的依赖问题。乌克兰是俄欧的共同周边，对欧盟和俄罗斯都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支持美国立场，与俄罗斯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自2004年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以来，俄欧关系频受俄乌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冲击，俄欧双方常常选择从安全的角度考量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会因为各类政治与安全问题在经济尤其是能源领域博弈不断，“斗气”现象时有发生。2022年俄乌冲突的军事化升级，更使得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就动荡飘摇的俄欧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因此，俄欧之间这种能够促进俄欧经济互利并让欧盟更加受益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难以绕过政治和安全因素的干扰。虽然俄欧双方都希望减少政治因素对合作的影响，但是俄欧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认知分歧，以及美欧借助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不断进行地缘争夺的行为，始终阻碍着俄欧之间形成互信的政治、经济关系，致使俄欧双方（特别是欧盟）对经济相互依赖脆弱性问题的关注度不断上升，难以发挥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但是与美国对华经济安全化转向背后的权力追求不同，俄欧安全化转向更多出于对彼此间紧密的经济特别是能源相互依赖关系的恐惧。俄欧双方都希望通过经济安全化的方式实现更高程度的经济与政治自主，是国家试图以经济安全化实现安全追求的典型表现。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欧盟一转过去“议而不决”的乏力状态，对俄制裁态度强硬。截至2024年10月，欧盟27个成员国通过并实施了14轮对俄制裁方案，并在2022—2024年对俄实施了近2 200项制裁。欧盟各国在减少对俄能源依赖方面达成了高度一致，表示愿意以牺牲经济为代价为国家安全“买单”，支持对俄罗斯展开“经济制裁”与“能源脱钩”。同时，还在金融与科技领域与美国共同发力，对俄采取了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储备（约3 000亿美元）和融资渠道、将俄罗斯主要银行排除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之外、加大对俄出口技术管制以及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而且，为保证制裁的有效性和长期性，欧盟还不断尝试整合和扩大能源采购渠道，先后推出了名为REPowerEU的欧洲能源供应新计划和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的《欧洲电力市场改革方案》《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新修建许多液化天然气终端，进一步扩大了对美液化天然气进口，加强了与盟友国家之间的经济捆绑，试图通过天然气进口多元化、加速清洁能源转型的方式摆脱对俄罗斯的不对称依赖。总体来看，欧盟对俄制裁涉及经济、能源、金融和科技各个领域，呈现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的特点。为达到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孤立俄罗斯的目的，欧盟对俄制裁还逐渐向“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和“次级制裁”过渡，对帮助俄罗斯逃避贸易限制的第三国也出台了相应的“反规避”机制，进一步加大了俄罗斯逃避制裁的难度。与此同时，面对西方经济安全化态势的不断升级，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反制措施，推出“平行进口”策略，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国内资金外流和进口替代政策措施，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撤出俄罗斯的外企资产实行国有化，成立国际结算部，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继续推动成员国贸易的“去美元化”，进一步谋求卢布与黄金的直接“挂钩”，全面推广“数字卢布”；出台反制西方石油限价的措施，大力发展油气深加工；并且通过打折销售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加大了对印度、中国、土耳其等国的能源出口力度。
从俄欧层层升级的相互制裁来看，经济安全化现象在俄欧之间正呈现自我实现、不断升级的状态，安全化认知与实践的循环反复刺激着俄欧双方对相互依赖的不安与恐惧。2022年9月26日，“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相继爆炸，更是破坏了俄欧特别是俄德之间快速恢复能源相互依赖的可能。无论俄乌冲突的最终结果如何，地缘政治考量都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压制俄欧双方经济合作的进程，影响俄欧之间的贸易选择。在过分的“安全追求”绑架俄欧经济、能源供求的背景下，俄欧双方的转型与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的阻滞。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面临着升级的能源和粮食危机，承受着巨大的经济通胀压力、衰退危机与援“乌”开支，欧盟“再工业化”战略也受到“俄欧经济战”的强烈冲击，欧盟不得不在短期内继续加大对美国的经济与战略依附，形成了对美液化天然气的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出口、经济与金融稳定也深受制裁影响，面临石油降价、出口减少、运输成本上升与全球支付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俄罗斯超级巨头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遭遇了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