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客观公正？nonono，特朗普时代的记者们好像越来越有个性了

年长的记者可能会保持新闻和观点分离的做法，而年轻的记者则认为他们的个人形象和公众形象之间的区别较之前更小。

美国新闻编辑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 Editors，简称ASNE)主席阿尔弗雷多•卡巴贾尔(Alfredo Carbajal)表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需要做出某些牺牲：“我们正在放弃大多数公民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如果我把两者区分开来，我将无法保持信誉，我不能说一边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是我作为记者的看法。”

然而，对于一些年轻的记者来说，他们的身份和写作密切相关。29岁的彼得•莫斯科维茨(Peter Moskowitz)是网络新闻媒体Splinter、the Outline和Vice的自由撰稿人。

The Outline被定义为"面向千禧一代的《纽约客》"的新闻网站，没有导航，没有栏目，板块看似零散地混搭在首页，主要新闻板块包括权力、文化和未来。

他为Splinter报道了美国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白人至上集会事件，又为the Outline以第一人称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其看到一辆汽车如何冲进人群，杀死反集会者希瑟·海尔(Heather Heyer)。

据CNN报道，在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白人至上集会上，32岁的海尔被一辆汽车撞到一群反政府抗议者身上，最终死亡。他们聚集起来反对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右翼组织的“团结右翼”集会。另有19人在事故中受伤。来自俄亥俄州的20岁男子詹姆斯·亚历克斯·菲尔兹(James Alex Fields Jr.)被控二级谋杀罪。

“我会把我的部分激进观点写进我的文章里。”莫斯科维茨说，“根本无法把这些东西分开。就算你在为主流媒体写作，你仍然在为一些事情辩护，只是没有说明你在为什么辩护罢了。”

《Teen Vogue》是一份针对青少年的时尚期刊，在过去2年半的时间里已经成为了一份更加激进刊物。“我们通过编辑上所做的选择和报道的主题来表达我们的观点。”该刊物的执行编辑撒姆尼·穆霍帕德亚(Samhita Mukhopadhyay)表示，“不仅仅是《Teen Vogue》，很多平台为了迎合更年轻的受众，已经开始转向更注重社会公平的基调。”

《Teen Vogue》最近的政治报道包括了几十个城市的抗议活动，抗议特朗普政府在边境把孩子和移民父母分开的政策。还有一篇文章报道了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青少年，自从2014年铅危机被发现以来，他们没有干净用水的情况下成长。

时尚媒体《Teen Vogue》的网站首页设置了“新闻和政治”模块

40岁的撒姆尼观察到千禧一代和Z一代(zillennials)对他们作为记者这一角色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当我10年前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记者去参加抗议，但现在不同了。”她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正面临一场变革，就像上世纪60年代黑人记者被要求报道民权运动一样。我有一群年轻、直言不讳的员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影响力所在。”

尽管撒姆尼还是希望记者不要直接参与抗议活动，但并未对此做出硬性规定：“如果他们想抗议，我不会决定他们是否应该这么做。”

随着新闻媒体更加多样化，争论也进入了一个新层次。波因特研究所(the Poynter Institute)的伦理学主席英迪拉•拉克什曼南说：“在古典传统中，根本不存在白人、男性的特权观点。”

拉克什曼南说，在修改他们的道德标准时，对于新闻机构的要求已经放弃了客观性的观点，转而使用“公正”或“准确”这样的词，以便更好地反映这样一种观点，记者总是根据他们的背景和经验来看待问题。

即使是那些非盈利新闻机构也努力在宣传和客观之间找到平衡。前《纽约时报》编辑比尔·凯勒(Bill Keller)现在是美国非盈利新闻机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roject)的编辑。他认为这个媒体的任务是提供关于司法系统的信息，而不是提倡用特定的方法来修复它。

“我们提供可信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引用这些信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凯勒说，“但我们不开处方，也不支持，我们希望向人们提供信息，让他们自己做出决定。”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一家非盈利性质的调查型新闻媒体机构，属于无党派媒体，旨在创造和维持对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国家紧迫感，并获得过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

一些行动主义者也在冒险进入新闻业。《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明的那样，网络的民主化已经促使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绿色和平(Greenpeace)等维权组织都发布了超出新闻事件本身的原创内容。

例如，ACLU的记者团队每周在其网站上发表多达20篇文章，最近一篇关于亚马逊与政府在其面部识别软件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报道，内容包括深度报道，其中包括要求披露这一问题的公共记录。它同时向《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发布信息，这些媒体同时撰写了报道。

ACLU对亚马逊与政府合作研发人脸识别技术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并发表观点

新闻业和行动主义之间的分歧部分是出于被视为有偏见的恐惧。显而易见，谁会尤为关注这些“偏见”呢？至少在过去30年里，右翼势力一直在指责主流媒体的自由主义偏见，并利用这些指控来诋毁其报道。

事实上，大部分记者确实会向左倾斜。许多研究发现，记者更有可能自称是自由派，而非保守派。他们会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而非共和党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报道无法做到客观？

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恩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去年夏天的一份报告显示：不一定。该报告发现，左派和中间派存在一种问责制文化，而极右派存在一种未经检查的偏见文化。

伯克曼中心联席主任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说，在分析过去三年在脸书和推特上分享的新闻报道时，他们发现，媒体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

第一类媒体政治上从中间偏右到中间偏左。同样的读者喜欢并转发所有这些新闻机构的报道，而这些新闻机构本身也经常相互链接并评论对方的报道。

“令人惊讶的是，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福布斯》(Forbes)和《国会山》(The Hill)到政治博客Daily Kos和杂志《琼斯母亲》(Mother Jones)，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本科勒说，“他们都在一个媒体生态系统中运作，媒体之间互相核查，指出对方的错误。”本科勒称之为“充满活力的真相核查”(reality-check dynamic)。

在媒体生态系统的另一边则是从温和中立到极端右翼——从福克斯新闻(Fox News)到新闻网站 Infowars，另一家新闻网站Breitbart则介于两者之间。本科勒在其9月份出版的新书《网络宣传:美国政治中的操纵、虚假信息和激进化》(network Propaganda: Manipul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中提到：“网络与新闻业的隔离程度要高得多，左翼人士对此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对待。”

《网络宣传》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科勒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这个不受其他媒体环境制约的生态系统里，运行着一个“宣传反馈循环”(propaganda feedback loop)。“只要新闻报道和党派认同保持一致，它就会被复制和传播，”本科勒说，“它的真实与否根本不是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双重标准的做法，即左翼的不实报道很快就会削减影响力和消失，右翼的报道则会被放大和重复。

根据这一分析，极右派的媒体宣扬脱离事实的观点，因此被看做是激进分子。与此同时，那些中间偏左的人由于担心被右翼贴上同样的标签——“激进分子”，而选择了错误的做法。

本科勒对这些记者提出的建议是：当一方明显是错误的时候，不要以两方都存在该现象的这一形式，试图说服右翼生态系统中的人。“新闻行业需要改变其客观性体现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更新，需要从客观即中立(neutrality)，转变为客观即求真(truth-seeking)。在一个充满了宣传的系统里，中立就是串通一气。”

2015年，新闻网站BuzzFeed发布了新的道德准则，声明：“我们坚信，在民权、女权、反种族主义、LGBT平等权益等一系列问题上，不存在两面性。”对编辑本·史密斯(Ben Smith)来说，这一点毫无争议:“很难找到一家新闻机构说种族隔离有两面。我不认为LGBT公民是否拥有平等权利的问题是有争议的。”

禁止表达政治观点时常让那些觉得自己的权利和身份受到威胁的记者不满。在特朗普去年1月的就职典礼后，美国公共媒体《市场》(Marketplace)的记者刘易斯·华莱士(Lewis Wallace)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客观性已死，我很满意》(Objectivity is dead, and I am fine with it)的文章。

“媒体终于发现了跨性别者的故事，但争论的本质是我们是否应该被允许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使用公共设施，不被骚扰、解雇甚至杀害。”他写道，“显然，在关于我自身人性的争论中，我无法保持中立。”

作为回应，《市场》的母公司美国公共媒体(APM)解雇了华莱士。但华莱士说，实际上他的上司曾经鼓励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得更个人化，积极发声。“我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不认为我是‘中立的’，就像一个有色人种没有一个‘中立的’互动方式来掩盖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集会一样。”华莱士认为特殊的身份不应该成为记者报道相关议题的阻碍，只能说某些时候过多参与可能会阻碍材料获得的全面性。

华莱士目前正在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撰写一本关于新闻客观性历史的书，该书追溯了20世纪初新闻学院和道德准则的创立。同一时期，一些美国人面临着新移民涌入和妇女争取投票权的焦虑。“很多不同的人群逐渐被看见。”华莱士说，他看到了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后者不仅定义了什么是客观的，而且还记录了什么样的人是客观的。“一旦客观作为一种框架完全形成，它就会被用来排除那些与报纸所有者的兴趣不同的记者。”

华莱士被解雇并不是个例。

去年3月，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Chattanooga)开除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下属机构WUTC的一名公开身份的跨性别记者。这名记者一直在报道田纳西州的一项反跨性别者厕所法案。

同样是在去年春天，加拿大报纸《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专栏作家德斯蒙德•科尔(Desmond Cole)因在一次警察董事会听证会上抗议而遭到训斥，随后离开了该报。科尔长期追踪并报道了警察骚扰非洲裔美国人的事件。

这起事件在多伦多记者圈子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一些记者支持该报的决定，另一些记者则谴责该报执行双重标准。《星报》还在继续刊登其他直言不讳的维权人士言论，比如女权活动家米歇尔•兰德斯伯格(Michele Landsberg)和反企业全球化活动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

兰德斯伯格写文批评了该报纸对这一议题的处理方式。作为该报25年的专栏作家，她在女性主义和贫穷议题上的着力一直受到《星报》的支持。“难道种族问题比贫穷或性别歧视更不重要吗？”她在《多伦多替代周刊》(Toronto alternative weekly NOW)杂志上写道。“忠于《星报》的有色人种不会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实际上已经代表他们为行动主义打开了大门。”

在新闻业和行动主义之间划清界限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左派。几个月前，《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the Sarasota Herald-Tribune)任命其专栏作家李·威廉斯(Lee Williams)为该报的主题编辑，这个职位负责分配突发新闻报道和编辑专栏。

威廉斯也是枪支权利的支持者，为该报开设了一个名为“枪支作家”(the gun Writer)的博客和一个名为“思考, 目标,枪火”(Think, Aim, Fire)的播客。

“枪支作家”(the gun Writer)网站

在他的博客上，他同情地报道了枪支权利集会，并批评了像迪克体育用品这样的公司停止了攻击性武器的销售，还在公园枪击案后提高了枪支购买者的年龄。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两周后的播客中，威廉斯和一位主持人嘲笑枪支控制措施，并主张武装教师以使学校更安全。

在《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的编辑部里，各方反应不一。在威廉斯被任命新职位之后，一位专栏作家便辞职了。但该报的执行编辑马修•萨奥尔(Matthew Sauer)在4月份接受波因特(Poynter)时表示：“我们鼓励人们热衷于某些主题和追求……我担心某些在某些主题上他会有明显的偏好吗？不，他是个专业人士。事实上，报纸对枪支的报道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偏见。”

波因特报道威廉斯相关事件

1989年，时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因为在报道中参加了一场支持堕胎权利的游行活动而受到批评。

在她2017年出版的《仅仅是一名记者:关于新闻、生活和两者之间的空间》(Just a Journalist: On the Press, Life, and the space Between)一书中，琳达称自己是一个“偶然的行动主义者”。在她的书中，她区分了作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和作为一个积极的公民参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