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沖：​《慶元黨禁》流傳與版本考述｜202405-05（总第2707期）

感謝劉沖老師賜稿

原文載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第十輯，嶽麓書社，2022年12月，第144-154頁。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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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元黨禁》流傳與版本考述

文 / 劉沖

洛陽理工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慶元黨禁》一書産生後，在宋代及元代，各種書目與《宋史·藝文志》都未記録，當是由於該書流傳極爲稀少的緣故。在宋末元初，産生了一部記述從北宋建立到宋理宗統治結束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宋史全文》 ^[2] ，在該書寧宗朝部分中，大量引述了《慶元黨禁》的内容，此點可以通過兩書相關文字比對得知。

如開禧北伐前韓侂胄遣吴曦歸蜀事，《兩朝綱目備要》與《宋史全文》皆繫於嘉泰元年（1201）七月，後者記載爲“己卯，吴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吴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中朝，所以爲慮者甚遠。曦久蓄歸蜀之志……遂遣曦還蜀，爲諸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 ^[3] 《慶元黨禁》起始處無繫時，内容爲“吴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吴曦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侂冑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爲諸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 ^[4] 《慶元黨禁》中可能脱去“中”字，《宋史全文》繫時有誤，因七月己酉朔，無己卯日，八月戊寅朔，己卯爲初二日，其餘敘述則完全相同。《兩朝綱目備要》的記載雖與兩書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内容更豐富，繫時亦不同 ^[5] 。因而，《慶元黨禁》與《宋史全文》此段記載或一書所載來自於另一書，或兩者同源，但因末句獨特的文字表達，後者的可能性幾乎可以排除。

此外，在某些事件的繫時上，《慶元黨禁》與《宋史全文》也明顯相同。如《兩朝綱目備要》在慶元二年（1196）正月“甲辰，留正落職罷祠”綱下記述了道學被污蔑爲僞學的過程，而後説“韓侂冑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 ^[6] ，攻擊道學爲僞學的都是嗜利無恥之人。而《宋史全文》與《慶元黨禁》全都繫此事於慶元元年六月 ^[7] 。太學生削去何澹題名事，《兩朝綱目備要》繫於慶元三年秋，吕祖泰上書繫於慶元六年九月 ^[8] ，兩者本無關連，而《慶元黨禁》與《宋史全文》皆在吕祖泰事後連書削何澹題名事 ^[9] ，則亦屬一例，由此亦可看出兩書相關記載之關係，即《宋史全文》抄録了《慶元黨禁》的文字。

但《宋史全文》對《慶元黨禁》的内容並非一味沿襲，而是在抄録某些内容時有所改編。慶元元年二月趙汝愚被罷後，章穎與徐誼都因爲上疏請留趙汝愚而被罷免，對此《慶元黨禁》記載爲“二十三日己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罔下，繼與宫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 ^[10] 《兩朝綱目備要》記載爲己卯，“章穎罷。自權兵部侍郎與郡，尋與宫觀，坐上疏留趙汝愚也。庚辰，徐誼罷。亦坐上疏論救汝愚。” ^[11] 而《宋史全文》記載爲“庚辰，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坐上疏留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下罔上，繼與宫觀。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徐誼亦坐上疏論救趙汝愚罷去。”[12]《兩朝綱目備要》内容最爲簡略，《慶元黨禁》當然不可能依據其而寫成，而是改編自與《兩朝綱目備要》記載同源的更原始的資料。《宋史全文》文字與《慶元黨禁》相同，但關於章穎罷任日期卻不同，究其原因，則在於其編者參考了《宋史·寧宗紀》的史源《中興四朝國史·寧宗紀》的記載，此即“庚辰，兵部侍郎章穎以黨趙汝愚罷” ^[13] ，故日期取《中興四朝國史》，内容取《慶元黨禁》。

上述例證皆可説明《宋史全文》的編者在編寫過程中參考並引述了《慶元黨禁》。經過比對，《慶元黨禁》中40%有餘的内容與《宋史全文》寧宗朝關於慶元黨禁的文字相同或高度一致，故可認定《宋史全文》該部分的編纂確實大量參考了《慶元黨禁》。但《宋史全文》這部分内容與《慶元黨禁》相關部分的文字存有一些差異，有可能是因爲其編者所依據的版本與我們今天見到的不同，當然也不排除《宋史全文》編者改編或在書籍流傳過程中發生演變所致。此外，《宋史全文》編者對於《慶元黨禁》的内容並非全部收録，如後者末尾“左綿侯貫卿曰：‘嗚呼！慶元党禍……爲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以及朱熹被罷前上言“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 ^[14] 等黨禁文字，都是《宋史全文》所没有的。

此後《慶元黨禁》的流傳即不見於記載，直到明初編修《永樂大典》時，才被收録進其中。正統六年（1441）成書的《文淵閣書目》中，出現了“《慶元黨禁録》一部一册，闕” ^[15] 的明確記載，此時已經是明中期，且此書已經失傳。這部《慶元黨禁録》，應該就是被收入《永樂大典》的那部《慶元黨禁》，這個名字也極有可能是《慶元黨禁》的原始名字。

幸運的是，該卷《永樂大典》的副本歷經劫難，卻得以留存至今。此本中有“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 ^[16] 一句，其中“周頤”應爲“周惇頤”，“惇”字當是因避宋光宗趙惇諱而删去，若非如此，像周惇頤這樣在晚宋以降士人群體中知名度如此高的人物名字是不會被抄漏字的。此外，該本中又有“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 ^[17] 一句，在行款方面“伸”字與“阜”字之間有一相當於兩個字的空格，該處文字前後相連，本無留空格的必要，究其原因，恐怕只能是因爲該本所據版本此處有空格或提行，抄寫者予以保留或改提行爲空格而已。根據這兩點可以判定《永樂大典》所據以抄録的《慶元黨禁》當爲一宋本。在該本末尾云黨錮諸賢“雖暫爲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之出爲恨云。” ^[18] 在“間”與“之”之間貼有浮簽，上書“原本缺”三字。另如下所論，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相比，該本闕誤甚多，绝非善本。

此外，大典本抄寫字跡雖屬工整，但從文字旁所施句讀來看，該本圈點人對於相關史事並不熟悉，以致數處斷句皆出現錯誤。如該書所記朱熹罷經筵後彭龜年上疏彈劾韓侂胄，“上初欲兩罷之，（趙）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内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吴琚嘗言：‘時上無堅留侂冑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勢益張。” ^[19] 正確標點如此，而大典本卻在“節度”右上角標一句讀，斷句變爲“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吴琚”，意思全變。諸如此類的例證還有一些。這些句讀或爲《永樂大典》正本圈點者所爲，同時也不排除嘉靖録副本該册圈點監生林汝松、黄仲輅所加。雖然如此，該本卻是現今諸本的祖本。

至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慶元黨禁》被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編入史部傳記類，才有了現今四庫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叢書集成初編》本等。四庫館臣輯録大典佚書的程序中一般會形成稿本、二次修改稿本與三次修改稿本三個過程性版本 ^[20] ，但對於《慶元黨禁》來説，過程應該没有如此複雜，因該書連續且完整存録於一卷《永樂大典》之内，只需將其抄出加以校勘改正，並抄爲定本即可，亦即對於此書而言，可能僅有一個修改稿本。又因乾隆皇帝曾寫有《御題〈慶元黨禁〉》一詩 ^[21] ，故而館臣在整理該書時用力甚多，僅在《四庫全書考證》中即列有29條校勘記，用以校勘的文獻包括《宋史》《兩朝綱目備要》《宋元通鑑》3部典籍。在29條校記之中，有20條爲列舉《慶元黨禁》與諸書相異之處，但並未改正；有4條依據其它文獻補字，有2條依據其它文獻進行改正，有1條爲通過理校改正，另1條中有一半列出相異之處，另一半則進行理校，此外還有1條是依據此書指正它書錯訛 ^[22] 。由此來看，館臣的態度似乎是嚴謹的，這表現在多數校勘記僅列異同而非改正，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如下所論，大典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異文就達139處，且半數以上爲校補改正，文津閣本也與此類似。以下首先分析文淵閣本。

館臣對大典本《慶元黨禁》的整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對其中貶斥金朝的“虜”字進行諱改。如京鏜“淳熙中以檢正報謝虜廷” ^[23] ，四庫館臣將“虜”改爲“北” ^[24] ；開禧二年（1206）四月二十六日丁丑，吴曦“遣客姚淮源詣虜獻關外四州” ^[25] ，在此四庫館臣將“虜”改爲“金” ^[26] ；該年“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人渡淮” ^[27] ，“虜”亦被改作“金” ^[28] ，這樣的改動共有三處。

其次是補大典本中的脱文。這種補字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明補，如上文提及的大典本所標注的“原本缺”三個字，就被四庫館臣補以“葉適吴獵”四字 ^[29] ，至於補字的依據，《宋史全文》有相應記載，但僅至“公論未嘗不伸也” ^[30] ，相似記載也見於《兩朝綱目備要》 ^[31] ，其間正有此四字，加之上文所述《四庫全書考證》所列校勘《慶元黨禁》的典籍即有此書，故館臣的補字依據當爲《兩朝綱目備要》。另一種情況則是暗補，即館臣通過校勘或常識判斷大典本存在闕文，故依據其它文獻或文意將相關文字補出，且這種校補量較大。經統計，大典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間共有異文139處，其中除31處無法斷定優劣外，大典本優長者有36處，文淵閣本優長者竟達72處，在這72處中，绝大多數都屬於暗補的情況。如在此書序中，文淵閣本提及“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 ^[32] ，而大典本無“科”字 ^[33] ，此序僅見於該書，且館臣所見的該書原始版本僅有大典本，故其補字顯然並無依據，而是根據“作奸犯科”這一常用詞語補入，雖然背離原本，但卻使意思更加完整。再如文淵閣本所載蔡璉“誣（趙）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凡往來賓客所言七十餘紙” ^[34] ，大典本作“誣（趙）汝愚定策時謀，凡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 ^[35] ，兩相比照，大典本多出“共”字，闕“有異”“往來”四字，《宋史全文》相關文字爲“乃使璉排日供具誣汝愚事，凡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 ^[36] ，與《慶元黨禁》有一定差異。而《兩朝綱目備要》此事記爲“乃使璉排日供具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凡往來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 ^[37] ，文淵閣本所補字當據此而來。但在依據《兩朝綱目備要》補字時，卻將《兩朝綱目備要》及大典本皆有的“共”字遺忘。

最後是改正大典本的錯誤。如文淵閣本載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癸酉，吴曦稱蜀王。” ^[38] 大典本“癸酉”作“癸丑” ^[39] ，查該月爲丁未朔，癸丑爲初七日，癸酉二十七日，在此日之前已有“二十六日壬申”的記載，故當以癸酉爲正。《慶元黨禁》這段記載的史源當爲《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記爲“二十七日癸酉，曦始稱蜀王。” ^[40] 此事《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宋史》皆繫之於癸酉日 ^[41] ，館臣或是依據甲子推算，或是依據與《兩朝綱目備要》《宋史》的校勘發現並改正此處錯誤的。再如關於京鏜的記載中提及“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鏜四川帥” ^[42] ，此爲文淵閣本文字，大典本“大”作“人” ^{[ 43]} ，“人臣”顯然有誤，《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皆作“大臣” ^[44] ，館臣極有可能是依據前者進行了改正 ^[45] 。

上述所指出的改正，在文津閣本同樣存在，但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之間存在異文40處左右，且多數以文淵閣本爲正。如該書起始部分的攻道學人名單中，有“張伯垓，察院，秀州”“沈繼祖，監察御史，興國” ^[46] 兩人，在文津閣本中，“州”作“才”、“國”作“州” ^[47] ，其它諸如此類的錯誤所在多有。但該本也並非一無是處，文淵閣本中“恨”字多被改爲“憾”，在該本中則爲前者，此外如“嘉熙元年秋八月，詔（趙）汝愚追封福王” ^[48] ，在大典本、文津閣本、《知不足齋叢書》本中，“年”後皆有此年干支“丁酉” ^[49] ，依據本書體例，亦當有此二字。但這樣的正確之處並不多，多處異文爲文津閣本誤。查書前提要，文津閣本標注爲“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50] ，而文淵閣本則爲四十六年（1781）三月 ^[51] ，其間的差異當是由於館臣在將《慶元黨禁》整理稿抄録進文津閣《四庫全書》後，又對這份稿子進行了加工，改正了一些錯訛，也無依據地改了一些文字，而後又抄録進入文淵閣《四庫全書》中。

四庫館臣的態度雖然是認真的，但四庫本之中也存在有一些疏誤，這些疏誤首先體現在抄録大典本文字時的疏忽，導致某些内容的闕失。如在黨禁名單中有“趙汝讜，添差監左藏西庫” ^[52] 一人，按照《慶元黨禁》一書的體例，其後應有該人的籍貫，但四庫本卻無，而查大典本，“庫”字後標有“臨安”二字 ^[53] ，當爲館臣漏掉。吕祖泰在彈劾韓侂胄的奏疏中説“不知陛下在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 ^[54] ，“在邸”意難解，查大典本作“在潛邸” ^[55] ，意爲在寧宗尚未即位時，這可與其後蘇師旦小傳中説“未久，上登極，遂以師旦歸竄名藩邸吏士内，用隨龍恩得官” ^[56] 相對應，此亦當是因疏忽所致。再如朱熹去世後“蔡沉主喪役，黄幹主喪禮” ^[57] ，大典本“幹”作“榦” ^[58] ，亦當以大典本爲正。其中以漏字情況爲多。可見四庫館臣在對《慶元黨禁》進行大量他校的同時，卻没有再與《永樂大典》所載作更嚴格的對校。

在四庫本産生之後，《慶元黨禁》流傳較廣的版本當屬《知不足齋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即據其排印。該本來源據清人周中孚所言爲“從文淵閣寫本重刊” ^[59] ，從該本卷首録有乾隆《御題〈慶元黨禁〉》一詩看，周氏的判斷是有一定依據的。但張升提出，《知不足齋叢書》本《慶元黨禁》底本來自於鮑廷博所得到的《四庫全書》大典本録副本 ^[60] 。通過校勘可知，該本並非原樣抄録文淵閣本，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多數“憾”字被改爲“恨”，而大典本、文津閣本及《知不足齋叢書》本皆爲“憾”。再如嘉定元年（1208），“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 ^[61]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無具體時間，但大典本、文津閣本、《知不足齋叢書》本“詔”前則有“十月”二字 ^[62] 。如此之類的例子還有一些。而文津閣本藏於承德避暑山莊，大典本藏於翰林院，一般人難以見到，故鮑廷博所見應非此兩本。且通過比對，該本中的“虜”字已經遭到諱改，則其底本應爲上文所提及的修改稿本。至於校勘時間，則如下文陸心源所録鮑廷博所作跋文爲丙午年，亦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

雖然《知不足齋叢書》本流傳頗廣，也校改了四庫本的數處錯誤，但其中錯誤、闕字卻更多一些。前者如吕祖泰言“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 ^[63] 一句，《知不足齋叢書》本“孺”作“儒”，“舊”作“蓄” ^[64] ，顯然都爲錯字。後者如劉三傑“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侂冑大喜，即日三傑除右正言，留正送邵州居住。” ^[65] 《知不足齋叢書》本闕“共引”至後一“留正”共20字 ^[66] ，接近該本一行21字之字數。其它各處錯訛脱文也有一些。由此可見，《知不足齋叢書》本亦非善本。

此外，陸心源的藏書中也有《慶元黨禁》一書，標注爲“舊抄本”“不著撰人名氏” ^[67] ，在抄録該書序言和結尾後，陸氏講述該本信息時説：“鮑氏以文手跋曰：‘丙午十月初十日寫樣訖，十六日校于青鎮寓舍。’” ^[68] “鮑氏以文”乃是鮑廷博，故此本當與《知不足齋叢書》本有關。查其所抄録的序言，作“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于近習……淳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川樵叟序” ^{[69 ]} ，大典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近習”後皆有“者”字，但《知不足齋叢書》本無；序文作者大典本作“滄州樵叟”，四庫本作“滄洲樵叟”，皆無“樵川”二字，僅《知不足齋叢書》本有，故陸心源所藏“舊抄本”應爲《知不足齋叢書》本刊刻前鮑廷博寫定本的抄録本。

但由於大典本流散，查閱《四庫全書》受到一定限制，而該本卻流傳較廣，遂被廣泛閱讀、引用。如張之洞在其《書目答問》中，所列即爲“《慶元黨禁》一卷。宋闕名。知不足齋本” ^[70] 。

而根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所排印的《叢書集成初編》本，同樣闕失了上述20個字 ^[71] ，對於前者的一些錯誤，如慶元四年高文虎所草詔書中提及“遞交合盟，窺詞間隙”之“詞”字 ^[72] ，已改爲“伺” ^[73] ，但多數錯誤仍被沿襲，故該本也非善本。

因而，《慶元黨禁》較好的版本當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由此也説明，一部書的哪個版本如何，要通過具體校勘方可知曉，不當存有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