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这里摘录的内容是杨绛《我在启明上学》中的片断，先生用孩子的口吻讲述了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希望这部分节选内容对家长们教育孩子有一定的启发。

杨绛父亲如此教育子女：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杨绛父亲）当时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真是谈何容易。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到苏州定居。

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

“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 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 “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杨绛在中学的时候，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后来回忆，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

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杨绛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

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嫈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嫈对这帮“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

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

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 ，但她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嫈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 “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嫈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

比如有一次，他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她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

小孩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一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

对做家务，杨绛的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因此家里的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杨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杨绛的母亲制造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