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种被称为 抗体偶联药物 （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 的新型抗癌药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取得突破进展，使其在全球创新药领域迅速崛起。ADC 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它为何能成为抗癌的新希望呢？

ADC药物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杀死肿瘤的精准导弹。它将细胞毒性药物直接送入肿瘤细胞，减少了对健康细胞的伤害和副作用。可谓“只打坏人、不误伤路人”。

ADC的结构由三部分组成： 抗体、连接子（linker）和细胞毒性药物（payload） 。 其中，抗体是导弹的“导航系统”，负责找到肿瘤细胞，并将细胞毒药运送至其内；连接子是导弹的“保险装置”，在合适的环境 （如酸性或特定酶作用下） 触发，释放与抗体相连的细胞毒药；细胞毒药是导弹的“弹头”，在肿瘤细胞内部释放之后，通过破坏DNA或阻止细胞分裂，直接将其消灭。

ADC 药物结构

这套设计精准高效，与传统化疗相比，其优势非常明显。

然而，ADC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早在20世纪初，德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家 保罗·埃尔利希 （Paul Ehrlich） 就提出“魔弹”概念，希望研发能精准摧毁特定细胞且不伤害正常细胞的药物。但是这一愿景面临诸多挑战。直到20世纪50年代，化学技术突破才使细胞毒性药物与抗体结合成为可能。例如，甲氨蝶呤与多克隆抗体结合实验标志着初步尝试。

20世纪70年代， 杂交瘤技术 革新推动了 单克隆抗体 （mAb） 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Greg Winter首创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技术，为ADC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的ADC在模型中展现良好结果。但ADC临床试验因药物毒性和疗效不足而受挫。

直到2000年，首个ADC药物——吉妥珠单抗奥唑米星获美国FDA批准，它最初被用于治疗复发和/或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但因不良事件于2010年撤市。

ADC因其结构复杂而备受挑战，但该领域的研究从未停滞。在埃尔利希提出“魔弹”构想的一个多世纪后，ADC技术迎来了新的曙光。

2011年，ADC 药物布伦妥昔单抗获批，该药能够靶向淋巴瘤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分子CD30来瞄准并杀伤肿瘤细胞，用于治疗霍奇金淋巴瘤和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2013年，靶向HER2 （部分乳腺癌细胞表面过度表达的蛋白质分子） 的曲妥珠单抗恩坦辛 （T-DM1） 获批治疗乳腺癌。这些里程碑式的进展证明了ADC的潜力，并推动了该领域快速发展。

作为“精准打击肿瘤的导弹”。ADC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不妨从其“作战流程”来了解：

首先，ADC注射进入体内后，会以三种形式存在。其中，主要活性形式是完整的偶联物—— 抗体和细胞毒药物通过稳定的连接子结合在一起 ，确保疗效和稳定性。此外，还会有一些在生产过程中未能成功结合药物的抗体存在。由于连接子不稳定，部分细胞毒药物可能从抗体上脱落，游离在体内。

接着，当ADC的抗体部分与肿瘤细胞表面的靶点结合后， 整个分子会被细胞“吞噬”并内化进入细胞 。靶点是否容易被内化，以及这种过程的效率，会直接影响ADC的活性。

最后，进入细胞后，ADC会进入细胞的溶酶体或内体。在这些环境中，由于酸性条件、蛋白酶解或化学反应， 细胞毒性药物会从抗体上释放出来 。随后，药物扩散到细胞质中，作用于特定靶标，最终杀死肿瘤细胞。由于有些ADC的药物载荷具有疏水性，可以穿透细胞膜。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未表达ADC靶点的邻近肿瘤细胞，也可能因为药物扩散而被杀死。这种“ 旁观者效应 ”尤其在肿瘤细胞靶点表达不均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说明的是，ADC中的抗体不仅是药物的“载体”，它本身也有功能：能结合肿瘤细胞的靶点，干扰肿瘤的信号传导；能与免疫细胞 （如自然杀伤细胞，NK） 结合，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这样的多重机制可增强 ADC疗效。但对某些ADC来说，其具体贡献仍需进一步研究。

ADC发挥药效的主要过程。| 图源: THE LANCET

通过以上“作战流程”，我们可以看到，ADC在体内的每一步都精细地牵动着疗效的天平。对开发者来说，打造一副精良的ADC“导弹” 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首先，要挑对“敌人”，选择合适的靶标 。 ADC首要任务是找到并锁定肿瘤细胞。好的靶标就像是肿瘤细胞身上的独特标记，只出现在肿瘤细胞或肿瘤区域，健康细胞上几乎没有，这样就能确保ADC在执行任务时，尽量不打扰到正常的身体组织。

其次，要打造“导航货车”，制备高质量抗体 。 这辆“货车”不仅要能准确无误地找到目标肿瘤细胞，还要足够坚固、耐用，具备良好的生物特性，这样才能确保药物安全、高效地送达目的地。

第三，要实现精准对接，保证抗体结合能力够强 。 “货车”与目标的对接是否紧密，直接关系到ADC能否顺利进入肿瘤细胞内部，实施“精准打击”。如果对接不牢固，ADC可能就会在半路掉链子，无法有效进入或消灭肿瘤细胞。

第四，要选择强力“弹头”，保证有效载荷的效力 。 ADC携带的细胞毒性“弹头”必须足够强大，才能确保一击即中，杀死肿瘤细胞。但威力过大也可能带来风险，因此需要在效力与安全性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

第五，要设计出靠谱的“桥梁”，选用合适的连接子 。 连接子就像是搭建在抗体与药物之间的“桥梁”。它既要足够稳定，保证在血液循环中不会提前释放药物，又要能在进入肿瘤细胞后，适时地释放“弹头”，让药物发挥作用。这要求连接子的设计既要“稳得住”，又要“放得开”。

第六，要实现精准装载，优化药物与抗体的结合位点和数量 。 药物与抗体的结合位点很关键，它影响着药物的稳定性及释放时机。如果结合位置不对，药物可能会过早“脱轨”，增加对健康组织的伤害。而每个抗体上装载的药物数量 （DAR） 也需谨慎调控，过少会达不到疗效，过多则可能导致ADC不稳定，影响疗效并增加毒性。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ADC药物设计得到逐代优化 ，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和候选药物。新一代ADC发展至今，已实现多项技术突破。针对构成ADC的三部分组件，研究开发者逐一优化提升其性能，使这枚靶向肿瘤细胞的“导弹”更强大：

在抗体方面，采用 人源化抗体及位点特异性偶联技术 ，显著降低了免疫原性，提升了肿瘤靶向性；

在连接子方面，通过引入 可切割连接子 ，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可控释放药物，增强了治疗的精准性，最新技术正在进一步优化连接子稳定性，降低非特异性释放的风险；

在细胞毒性药物方面，最新技术采用 更强效的细胞毒性药物 ，以及多样化适应症策略，如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和高药物抗体载荷，来提高疗效。

ADC药物重新定义了癌症治疗的可能性，它以卓越的精准性、强大的杀伤力和创新的设计理念，堪称现代医学与科学技术的完美融合。

随着ADC药物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如何在众多候选药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开发者们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如何进一步优化脱靶毒性，减少潜在的毒副作用，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为了构建核心竞争力，开发者们需要在靶点选择、平台技术、适应症选择、临床设计以及项目规划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和优化。只有这样，才能将更高疗效的ADC引入临床实践，为癌症患者带来更多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