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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编译，玛格丽特·卡诺万｜著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于1951年，确立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家地位。此书出版半个世纪后，人们对“极权主义”概念的兴趣开始复兴，但这个概念仍然是有争议的。

这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技术性术语（technical term）。

这个术语总是包含了对于现代政治危险的解释和诊断，使之带有警示和开药方的意味。本文要论证的是：阿伦特理解的“极权主义”与人们对这个概念的支配性理解大异其趣。

极权主义的概念

极权主义的概念非常歧义。有多少理论家谈论这个话题，就有多少不同的含义。阿伦特使用“极权主义”概念时和别人的相似点常常掩盖了它们的分歧。与别人一样，阿伦特也用它来指一种新的政治现象，这就是把前所未有的强制形式和世俗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而且在左、右两个阵营都发现了它的样板（左的样板是斯大林的苏联，右的样板则是希特勒的德国）。但是这些相似是表面的。不是只有一种极权主义，至少有两种极权主义，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现象。

比较著名的极权主义模式（它还有很多变体）指的是一种完全连贯的社会－政治体系（totally coherent social-political system）：按照一种意识形态的形象而建立的国家，一党统治，而这个政党是通过意识形态得到合法化的，拥有不受限制的强权，以便防止对于正统的任何偏离。

在这样的一个政体中，可以看到一种远离现代性焦虑(retreat from the anxieties of modernity)的准宗教静止状态。通常归于这个极权主义版本下的是纳粹和共产主义政权。这个极权主义的灾难被认为是由过于雄心勃勃的政治观念和激进行为导致的，对之的疗救办法则是避免狂热亢奋，降低我们对于政治的期待，回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怀疑哲学，以及自由市场经济。

阿伦特说的极权主义和它是很不同的。当然，阿伦特也把纳粹和斯大林全都归于“极权主义”，也强调强制和意识形态，但差别是关键性的。如果说一般描述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死寂、僵死、一体化状态，犹如透明、冰封的湖；那么，阿伦特描述的极权主义就是山洪，它冲击道路上的一切东西；或者说，它是把一切人性的东西彻底摧毁的飓风。它是混乱的、非功利的、动态的毁坏运动：摧毁使政治成为可能的一切人性的特征和人工世界的特征。

从奥斯维新的角度看

阿伦特反复强调的是极权主义的新颖性，极权主义与所有传统的决裂，它的彻底而又可怕的原创性（horrible originality）。极权主义表明了人类的“开新”能力，通过新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极权主义的悖论在于：它的那种“新颖性”恰恰代表了对个体的行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剥夺。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这个新现象表明了现代人对于“并非自己制造的东西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以及这个怀疑的自我毁坏（self-destructive）意味。由于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极权主义运动要求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最后被证明不是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是空前绝后的毁坏。

集中营就是新政权的实验室，这里的实验表明全盘权力（total power）的代价就是人的复数性（human plurality，或译多元性）的丧失殆尽。人之为人、人不同于动物成员的那种独特的个体性，我们的独立自发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使人具有不可预测性。只有通过极权主义的全盘恐怖和全盘意识形态的同时使用，方能消除人的这种个体性和独特性。

极权主义的全盘权力产生了全盘恐怖。集中营摧毁的是人的个体性和行动能力。全盘权力的前提是任何人的自发性、多元性的丧失，它只能发生在一个条件反射的世界。意识形态使得经验现实和“必须发生”的东西（“自然法则”“历史规律”等等）相比似乎显得无足轻重，它使得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免于共识和现实的制约。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彻底性置换了自由思想，诱使人们清除自己的个体性，直到成为单一的、非人化的全盘统治运动的部件。全盘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支持现状而是渴望无休止的运动：它们描绘了一种没有终结的斗争。这样，全盘的权力最后证明必然意味着毁灭。传统专制的标志是它的非法性，合法的政府是受到法律限制的，而专制意味着这些边界被突破以便专制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但极权主义在上述意义上并不是非法的（lawless）：虽然它的法不是保护权利的公民法，而是所谓的自然或历史“法则。”

阿伦特呈现给我们的掌权的极权主义，远非我们熟悉的那种全能国家形象――带有统一化的和连贯的机构。相反，它是无形的，是狂热的永远革命的大漩涡，是无休止的扩展，而且不受实用主义关切的影响。极权主义的核心机构不是公民机构，不是军队，而是秘密警察。它们有这样一个功能：蔑视通常理解的秘密警察的功能。 在早期的专制形式中，秘密警察的任务是搜出隐蔽的反政权者，而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则不再关注什么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嫌疑犯”已经被“客观的敌人”（比如“阶级敌人”“犹太佬”）取代，不再需要侦探和搜索，也不再需要什么颠覆行为和思想。

极权主义这个新现象的悖论就是：人类的创新性和这种创新性的毁灭性。人类行为的偶然性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新事物，但一旦个体把自己和他人转化为所谓“必然的历史潮流”中的废弃物，极权主义就完全背弃了偶然性。“什么都是可能的”变成了“什么都是可以摧毁的。”人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能够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任何东西：如果人决定成为野兽，那么自然将不能阻止他。 ［编译者按：本文作者的这个观察是深刻的。笔者以为：极权主义既有运动的一面，也有死寂的一面，既有开新的一面，也有停滞、单调、一体化的一面。极权主义国家虽然一直在运动，但这种运动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是被操控的，而不是自发的，不是广大公民的创造性和开新能力的表现，而是个别极权主义领袖的“创造性”和“开新能力”的表现——为所欲为。因此，就公民的创造性，特别是个性、多元性、差异性被无情扼杀而言，极权主义社会完全没有什么“新颖性”可言，相反出现千人一面、单质化的倾向。这使得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运动很自然地体现为一种摧毁力量，真正的开新必须是以个体差异的高度自由发展为前提］

追踪极权主义要素

极权主义既然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极为不同的地方出现，而且有这么多的相似性，表明它不能还原为德国或俄国的特殊历史。阿伦特认为，使得极权主义成为可能的，是全社会广泛流行、蔓延的“多余”（superfluousness）感，它为清除个体性做好了准备。丧失了稳定的公共世界后，人成为无根的人。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恐怖的牺牲品，公共世界的丧失破坏了人对世界和现实的把握。这样的人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引诱：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病态的，但却至少是连贯一致的（consistent），它所承诺的“替代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一个虚构的未来理想世界，给被多余感困扰的人提供了虚假的归宿感。

稳定的人的世界（stable human world）的崩溃，意味着机构的和心理的界限（barriers）的丧失――这些界限通常为何为可能之物设置限度。它们是一些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包括制度、机构、法规，也包括习俗。

那么，上述这些要素中哪些被极权主义所利用了呢？这是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三分之二篇幅所探索的问题。她不是在探索“原因”的意义上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她认为任何这样的因果决定论在人类事务的领域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人类事务领域是新颖的行动和不可预测的事件的领域。她提供的是“对结晶为极权主义的因素（elements which crystalized into totalitarianism）的历史解释”。她的这部著作第一部分，是关注为什么特别是犹太人被单独选择出来加以清除？但第二部分才是核心，那就是论述帝国主义的部分，帝国主义为极权主义设置了舞台，为其作恶者提供了有用的前提。

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解释不但不考虑德国和俄国的特定历史，而且也不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她强调的是这些领袖在极权主义运动和政体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她认为苏联只是在斯大林时期才是极权主义的国家。最后，她不从思想资源中寻找极权主义的“起源”，即使在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整个西方思想传统和极权主义的关系时，也只是认为这样的思想传统有助于使极权主义成为可能，而否定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阿伦特说：“极权主义中史无前例的东西首先不是其意识形态，而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事件本身。”但是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事件可以通过了解先在的、后来被极权主义加以发展的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模式，以及了解那些为极权主义的出现准备了道路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毁坏，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

在阿伦特看来，在被称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巨变中，可以发现极权主义产生的前提和先行者：帝国主义破坏了欧洲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大量“无根”的“多余人”，导致人的“文明世界”的丧失，因为，做一个文明人而不是自然物种的前提，是必须寄居在一个由稳定的结构组成的人造世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以便使得我们受到法律的限制，给予我们以权利，使我们可以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观点，使我们可以获得与共享的现实相关的共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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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成员是所谓“大众”（mass）：无根的、无方向的群众，他们不再有清晰的现实感和自我利益意识，因为他们寄居的世界已经被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革命所破坏。但这种状况只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是“暴民”(mob)。 暴民来自更早时期出生的“多余人”群体，犯罪和暴力的黑社会――它是经济增长的动荡和冲力的产物。帝国主义把这样的冒险家出口到世界各地，为他们提供了犯罪的“无限可能性。”后来，这种虚无主义又重新进口到了欧洲。

极权主义的暴力之所以能够屠杀大量的牺牲者，欧洲的传统之所以不能保护个体权利，原因在于另外一种“多余经验”：无国家状况。纳粹的第一步就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犹太人不是罪犯，但却没有公民权利。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终结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民族国家的公民才具有公民权利。“自然人”是让人讨厌的东西，即使在自由主义国家也如此。

阿伦特著作的主题之一是：一旦稳固的世界被摧毁，那么，文明就是非常脆弱的，极易被野蛮取代。她把这个过程追溯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展，后者的本质是把稳定的财产转化为流动的财富（资本），不尊重业已确立的界限和机构，以及民族国家的边界。权力的追逐变得毫无限制。这样的一些因素不是极权主义的原因，但是却使得极权主义得以被理解。

极权主义的一个最有悖论意味的景观是：其领导搅乱了整个世界，但是又声称自己信仰“必然性”（necessity）。这就是行动主义(activism)和必然性（necessity）的结合以服务于一个必然的进程。阿伦特找到的这种结合的先驱，是帝国的官僚主义和它的神秘代理人。他们提供了服务于必然性法则的原创性，为了遵循“扩张法则”，他们准备打破所有的日常法律，颠覆所有的政治机构和政治责任心。

但是纳粹极权主义的最独特的先行者是种族主义：能否进入一个“优等人共同体”（superior community）取决于一个人在物种意义上属于谁，而不是他作了什么。 但阿伦特认为犹太人成为牺牲品是偶然的。在纳粹的例子中，正好是反犹主义成为可以把极权主义的其他要素集合起来的“粘合剂”，但这是有偶然性的。[2]

极权主义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