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的时候，小孙对我说，如果灾区不限制流动的话，他想留下来当志愿者，进山去搜救那些村庄里的幸存者。我问他，你能够做多少个引体向上？你能够在山里自保吗？如果不能就回去好好做我们的报道。
送北京绿野救援队上瑞风车再去汉旺的时候，我看到了小孙羡慕的眼神。但是我们不能去。送走救援队，我们马上赶往华西医院。它是中国著名的医院，也是此次地震重伤患者首选医院。
▲5月18日下午，一位刚刚送到华西医院的老年女性幸存者在污染区接受消毒处理。
在华西医院大门口的饭馆里，我们吃我们今天的第一顿饭。很不奇怪，我们在饭馆里又遇到了地震的受害者。身上有瘀伤的李茂是映秀小学幸存的一位女老师，她正和她的亲戚吃一餐简单之极的饭。
地震发生时，教五年级数学的李茂刚刚批完作业。感到地震的时候，她马上和同事从2楼的楼梯跑了出来。她的丈夫也是映秀小学的老师，不幸被埋在了废墟中，但是她已经无法顾及丈夫的死活了。
地震后，女老师就负责清点和守护跑出来的学生，男老师就负责到倒塌的废墟里面救学生。校长一直都在第一线挖学生，受伤的学生马上送到医院去，因为没有药，就只能输葡萄糖。
她说：“我们把学生转移到映秀电厂的篮球场。这里的地势比较高，考虑到如果有洪水下来的话，我们学校肯定马上就淹没了。有的孩子被家长领走了，其他的孩子有的离家很远，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安全、是否还在，我们就守护着学生。当天晚上下大雨，我们搭建的简易帐篷很简陋，不能让积水，一积水就要塌下来了，老师整晚都不能睡觉，一有积水就用棍子捅走。”
映秀小学有463个学生和46个老师。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出来了，21个老师遇难。李茂的弟弟和弟媳都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但是弟弟遇难了，弟弟的女儿映秀小学2年级2班的学生则被迫截肢。
“我弟弟的尸体已经挖出来。”李茂说，“当天出来的孩子心理影响还不是很大，后面出来的孩子心理恐惧很严重，床一动他们就喊地震了，毕竟他们在废墟里面的时间很久，我这次到华西医院来也要安慰和看望受伤的学生。”
从这个老师的表情里面，我看不到过多的悲伤。此时此刻，如她所说的，学生比家人更重要，这是老师神圣的职责。这句只有在电视里面才能听到的一直觉得是空话套话的句子，此时此刻，是那么深刻地震撼了我。
华西医院的骨科，住满了来自地震灾区的伤员。我注意到一个老婆婆，圆圆的脸，尖尖的下巴，满面慈祥的皱纹。老婆婆是安县人，今年已经88岁，在地震中腿被砸断。我心疼地看着老婆婆，她一直冲我甜甜的笑，一个老人特有的甜美。在旁边守护着她的是60多岁的女儿张秀真。
地震发生时，天气很凉爽，张秀真在外面乘凉，老婆婆当时在屋檐下面，地震来了，房梁压倒了她。张秀真说，“当时她在下面叫哦，我就不停地挖，挖出来她说腿痛，我就背着她上镇子里面，走了两里山路哦！实在背不动了，路上好心人帮我背出去的。”
“我的丈夫还没有找到，我的小女子（女儿）在外地上大学。这里就我一个人，她（老婆婆）每天都在叫疼。家里什么都没的了。”张秀真开始掉眼泪。
对面床位的是映秀镇的幸存者李晨。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地震时她还在逛集市，被压倒在下面了，开始还以为只是这个房子塌了，而不知道已经地震。“我在下面一直叫救命，我不能出事，我还有个两岁的小女子。”伤痕累累的李晨说。
一位75岁的老人陪护着李晨。老人不肯告诉我她的名字，只是说，开始的几天李晨没有人陪护，她是志愿者，一直陪着李晨。老人的眼神柔软而清澈，温柔地注视着李晨。
我注意到，华西医院的一些病床边还没有陪护，他们的亲人还没有赶到或者他们的亲人已经不在。而此时，已经是18日的下午。
刚进医院大门，便看到了医院贴在布告栏上的病人姓名布告，我感到特别心痛的是看到了上面记载了很多无名氏，无名氏1、无名氏2、无名氏3，一直到无名氏6。有两个披挂红缎带的女孩在为来寻亲的人“导寻”，原谅我发明“导寻”两字，它们是如此残酷。
一个名叫晋良安的男子在急切寻找一个名字——李静。她是绵竹东汽中学高二四班的女生，地震之后，一直没有发现她的身影。晋良安是李静父亲的朋友，在帮忙寻找被认为是失踪的李静。“生还的希望很渺茫了，但是大家都不放弃希望，甚至希望那天他们的女儿逃了课。”他对我说，“李静父母在发动所有能够依靠的力量在寻找自己的女儿，非常辛苦，但是也非常失望，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
晋良安留下了他的电话，希望我们或许能够帮助寻找。地震发生后，死者、伤者和生者都已经在一种急速的救援过程中分离了。
成都理工大学传播艺术学院的老师徐春娟听到一个同学说，有一对老年人到华西医院地毯式地一张病床一张病床地查看有没有来自汶川的儿子，地毯式的寻找非常辛苦，随后便萌发了做寻亲信息志愿者的想法。5月14日晚上萌发了这个念头，15日就到医院联系做寻亲志愿者。
▲徐春娟老师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幸存者找到失散亲人。
医院每天把病人名单贴出来，很多人挤在一块也不方便,她希望医院能够提供相应数据，她们志愿者可以为人直接寻亲。院方开始对此并不重视，但是15日当天徐春娟和她的学生们拿着自己的电脑录入病人信息同时为人“导寻”的做法引来了众多寻亲者。医院感到了这一行动的可行性，便更加主动地配合这些志愿者的工作。
“我一直在想我们在后方能够做些事情，”在华西医院寻亲现场一直忙碌的徐老师对我说，“电话查询，网络查询，对于一般农村的人或者现在紧急状态下的人来说，不是常用的手段，在医院里设有这样一个点，能够帮人直接电脑查询，就比较方便。”
徐老师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与各组织各单位要来寻亲信息。“现在是拿信息的渠道是各显神通，这边有信息，那边有信息，不完整，有的是重复的。”她希望把自己在华西医院的寻亲流程或者模式能够被其他团队在其他所有收留地震伤者的医院复制，“如果每个点和医院数据同步更新，然后将数据汇总到一个总点，这样查询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5月18日下午华西医院寻亲站前的寻亲人，现在的灾区如此场景比比皆是，令人揪心。
这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把各个点的数据统一起来，凭徐老师的一己之力绝无可能，需要一个官方组织来把这些信息统一起来，然后找志愿者设点查询才最为有效。“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她说,“我们如果做到活着的人能够迅速找到自己的亲人，多找到一个亲人，那种感觉已经不能形容了。”
徐老师的同事，成都理工大学教美术的一位女老师前些天一直在儿童中心救治孤儿，昨天去了绵竹，她向我呼吁不要新闻视线在哪里，就把物资集中在哪里，“那是不对的，”她说，“新闻报道出来的地方堆了特别多的东西，但是很多其他地方更需要物资。”
她的话再次让我思考如何能够做到救灾物资的零库存和合理地分配问题。这是类似丰田精益生产方面的课题，和寻亲信息的组织一样，在大难时刻，在千头万绪之际，这是个不小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