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至6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观察者网举办了国内首届“思想者论坛”，来自国内外30多位思想者，围绕“大转折：裂变与重构”进行跨学科的探讨与交流。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说道当今“西方文明衰落了”，它正在丢掉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坏的东西。而我们自信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因为我们能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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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1962年，毛主席就曾经这样预言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我想，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资本主义依靠金融和军事霸权所推行的“普世价值”，正在失去其现存基础。
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而今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与希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和基本经验在于：我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发展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我们能够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革命的伟大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能够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不同时代和历史阶段的特点，不断总结斗争的客观规律。
围绕“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世界”，讲述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道路，这是我们这门课的自觉追求，也是这门课的最基本特点。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
讲“制度自信”，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如此，方才可以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加以把握。
我们的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重复。我们的时代，也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我们的道路，是1840年以来，特别是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下，中国人民走出的前无古人的道路。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要回到传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路，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中国与西方之间，伊斯兰文明作为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多少西欧的影响呢？这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以来，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但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快就转向了苏联，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来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再拿改革开放这个时期来说，我们先是学习“亚洲四小龙”，然后又受到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更深刻地受到东欧“转型”理论的影响，直接与西欧对话，我们恐怕还要待“一带一路”真正展开之后。
具体地、历史地对待西方文明，这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知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批评说：“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却未必真正懂得。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因此，西方从根儿上就是民主的，这就是个很大的误会。
首先，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其次，希腊城邦并不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共和制，不是指民主制。
影视剧中的 斯巴达勇士
民国才子杨度曾有《湖南少年歌》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希腊城邦制大体是个什么制度呢？与其说是指雅典的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制更妥当些，说白了，它实质上就是个军事制度。而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柏拉图《理想国》值得一读，这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
希腊好战、罗马好战、教皇发动了八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依然好战，西方一贯推崇力量和实力，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什么是知识、智慧的理解，关于智慧和知识的来源问题，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智慧和劳动结合起来了。
文艺复兴之所以是个转变，就是因为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话，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发明。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说的，也不是马克思的发明。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要说的不是希腊、罗马和法国农民的事，也不是洛克和斯密说的英国工匠和小业主的事，马克思他老人家要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不是劳动，不是产权，而是资本。马克思最重要的作品是《资本论》，面对“资本的时代”——马克思的革命性就在这里。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劳动者创造的，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了现代西欧文化，而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也就是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这一套说法产生在欧洲是很自然的，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如果不是由马克思提出来，在欧洲也会有别人提出来，尽管论述的不一定像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那样博大精深。
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即使不打社会主义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旗号，但是，他们也不会歧视农民、工人和做小买卖的，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士大夫执政，这养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官僚，士大夫阶级的专业就是治国理政，这是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阶层，是世界史独一无二的行政阶层，要论行政程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西欧从来就比不了中国。但是，士大夫这个阶级是从读书人那里来的，中国的读书人，自东汉产生以来，就脱离生产劳动，知识与劳动的分化发生的很早，劳动者在读书人眼里属于下等人，因此，读书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英意识，根深蒂固，改也难。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科举废除，读书就再也不能当官了，除非你外语好，能给列强当买办，西方列强不需要这个士大夫阶级，因为打进中国的，其实也是西方的老粗。
中国广大的读书人、现代知识分子，是在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与工农和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的，因为西方列强根本就把这些满口骈三四六的人当垃圾，而只有在穷苦百姓那里，读书人才是个人。毛主席苦口婆心，无非是告诉中国的读书人要明白这点简单的事理。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太土，而是太洋，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但让中国的士大夫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比登天都难。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逻辑根深蒂固，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差不多。日子一好，老毛病就犯了。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到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
究竟中国文明好还是西欧文明好呢？我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意思是说：西方正在丢掉它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它坏的东西。比如说：穷兵黩武、宗教矛盾和冲突甚嚣尘上、劳动者沦为消费大众、资本垄断一切、经济脱实向虚。
说西方文明衰落，是说西方那些“好东西”，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我们自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既是说我们能够分清历史中好的东西与坏的东西，也是说我们能够不断改掉自己传统中坏的东西，不断发扬好的东西，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毛主席所说的：“发扬优良作风，改掉不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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