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改朝换代的前夜，北伐军已经出兵北上，国共合作出现巨大波折但尚在合作中，一起与北洋军阀争夺未来的主导权。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整整93年前的今天，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江世俊和吴月卿夫妇的第三个孩子。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7届毕业生。在以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担任什么职务，他都以自己是一名交大学子为荣。
1950年，他担任益民食品一厂长，他提出，新中国成立了，中国的冷饮也要有自己的民族品牌。经他提议，冷饮取名为光明，寓意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国
“光明”牌冷饮虽然生产出来了，但怎样让上海的普通市民了解“光明”牌呢，他提出，不仅要在口感上超过它，而且在宣传上要有大手笔。
除了在电台广播和报纸上刊登广告，他们还把一辆美国生产的旧汽车改装成宣传车，车头装饰上“光明问世”四个大字和火炬形的商标，装上麦克风。
车上，一位漂亮的女工站在中间，向沿途市民宣传“光明”牌。
同时，厂里一边在街头开设光明牌冷饮供应点，一边做了许多木制冷饮箱，发给有困难的职工家属，给予薄利补助，开展推销，后来又扩大到贫困市民，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流动销售大军。
就这样，“光明”牌棒冰很快就赢得了市场，当年销售量一举超过洋货“美女”牌，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品牌。
这一事件，也许预示着70多年后，中国会有更多的世界500强企业超越国外竞争者！
这一事件，也许预示着70多年后，中国会有更多的世界500强企业超越国外竞争者！
1949年9月，时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的汪道涵，到其下辖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视察。在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他代表工厂向汪报告了最新的商业策略。之后，他陪同汪道涵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当时上海最先进的食品工业生产线）。汪道涵对年轻的他印象很好，五十多年后，他回忆说：“他充满了活力，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个工作勤奋的专家。”并说：“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因汪道涵当时的妻子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他的领导。他很快成了汪道涵家的常客。
此后，汪道涵得知，他不但是自己上海交大的校友，他的养父还是自己的老战友江上青。抗战爆发后，江上青被中共组织派往安徽，打入国民党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谨的身边，担任专署秘书长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中共党内的职务则是中共“皖东北特派员”，下辖泗县、五河、嘉山等九个县。根据江上青的要求，从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一批党员，充实到这些县担任党政职务，汪道涵是其中之一。江上青委任汪道涵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公开职务是嘉山县长。
汪道涵到皖东北工作后，对江上青的宣传鼓动和组织能力深为钦服。1939年，江上青不幸牺牲，汪道涵为其修建烈士墓。从1950年起，汪道涵还时常到江上青家看望其遗孀。与其养父的战友之情，是汪道涵与他的交情由浅至深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识一年后，他被提拔为益民食品厂的厂长，这自然离不开汪道涵的赏识。又过一年，汪道涵又任命他为中国肥皂厂厂长。
1953年初，汪道涵调任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做了京官。当时，汪道涵有心带他一同赴京工作，因为他的养母王者兰身边需要有亲人照顾，才放弃了这一打算。最后，汪道涵将他安排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在上海的直属机构第二设计分局，任电器科长。对他来说，这又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提任，从此他进入了中央管理的干部序列，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下，这意味着有了更多的晋升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