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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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刚开张那阵子，穷得抠脚，靠着向日本人借钱过日子，因为借了“朝鲜银行”100万日洋还不了，只好把酒税、契税都抵押给日本，借了200万，其实这些钱也不算多，可就这样奉系还是还不了，1916年只好再找本子讲好话，能不能暂缓一年。
张作霖这日子委实憋屈，禁不住妈了个巴子起来：“东北这么大，老子咋这么穷呢？”
再这样下去，日本人不用一枪一弹就能接管他奉张集团，还不要说大帅做的那个“入关梦”
幸福来得总是这么突然，1917年，一个叫王永江的人入主奉省财政厅长，王永江曾在大连学习日本警务制度，拿着这一套试着管理东北财政，奇迹发生了，不到三年就解决了张大帅的财政问题。
1918年，革命导师还在苦哈哈的给同志们画大饼时，张大帅真的吃上了大肉饼——奉天省第一次有了盈余：350万银元，到1921年，奉省盈余暴涨到1159万元，还把之前积欠的1400多万元外债全部还清，另外还库存奉票8000万。
1923年，奉省岁收入从1917年的1200万大洋，增加到4000万，除去军事开销之外，还盈余820万。到1924年，
奉省的盈余达到创纪录的1640万
（以上数据来源——《现代东北史》）
。
张作霖手头一阔可不得了，天天下单。
一次从白俄手里买了22车皮的军火，光步枪就刷了3万条，花去40万。
另外还买了800多箱炮弹、炸弹，甚至几艘军舰。
又向法国一次订购了105架军用飞机，还从德国、捷克、挪威到处买买买。
光捷克步枪就刷了12万支，子弹6000万。
02
王永江变钱的法子其实也简单，一方面严格考核各部门，厉行开源节流，比如官员不许坐轿车，一律乘人力车。
一方面兴办实业，开发东北资源，惠商兴矿，1923年王永江还在沈阳投资450万建立奉天纺纱厂，对抗日资企业，光在1926年就获纯利1665万大洋。
又投资修建奉海铁路，从1921年到1928年，东北铁路长度增加20多倍，虽说铁路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巨大，但王永江的赢利能力不盖的，光是1923年铁路就收入300万，财源滚滚。
可是，就在一片大好之下，王永江却挂冠而去，回到家乡金州，不管张大帅。
为啥呢？
因为张大帅太能整活了。
平日不打仗，奉省一年的军费也要占总开支的近66%
（1918年）
。
王永江死整活挪，一年也就搞出1000多万的盈余，可张大帅又是怎么造的？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花掉奉洋2000万。
1926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直接花掉1.5个亿，另外收买冯玉祥还花了300多万。
张大帅以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自诩，为了让手下卖命，据说把前线士兵们安排得“饮食丰美”，什么牛肉、饼干、汽水啥都有。
而对面直军已经欠饷9个月，“几至不饱”，就这样第一次直奉战争还没打得过直军。
二次直奉大战，大帅为了赢回来，发行公债5000万，另外向东百姓强行摊派4800万，当时东三省一共3000万人口不到，每人得摊好几块大洋。
就这还不够，大帅办的兵工厂，一年得扔进去2300万。
张大帅的个人开销也是大手大脚，一年“特支”就得1000万。
还有大帅手下的头头脑脑们，特别是杨宇霆，动不动几十万、几百万的计划外花钱。
而且事先从不打招呼，直接拿着请款条上门，只要说不，杨宇霆转头就找大帅。
大帅明知王永江不高兴，但他更不愿意委屈杨宇霆，次次大手一挥就把字签了，通知王永江打钱。
王永江给大帅下了最后通牒：兵工厂裁减一半，大帅的“特支”全部取消。
换了别人敢这样，大帅早就妈了个巴子扔怼他一脸，但对于王永江，张大帅只好一口一个“兄逮”的哄着，但就是不肯少花一个子儿。
王永江直接给润了。
03
王永江为啥敢那么刚，要将大帅的“特支”全部清零呢？
因为张大帅他们实在太能捞了。
关内的北京政府，曹锟是众所周知的第一阔佬，也不过积财5千万。
张大帅的副手吴俊升，积财1个多亿；吉林督军张作相私财7千万。
杨宇霆积财1千万，已经算“两袖清风”了。
而张作霖的私财深不见底。
1
925年日本人曾暗中调查，仅仅以张作霖个人名义存在日本银行的就有600万大洋，在关外银行还存了2千万。
他夫人、子女名义下的存款、商号、房产不在其内。
郭松龄造反时，张家就派了27辆汽车满载财宝运到日本人的商号保存着，为了拉日本人打郭松龄，一次就私赠了500万大洋。
而且大帅财产远不止这些，他利用自己的权位在东北大做垄断生意。他拥有东三省第一大连锁商号，涉及军粮、典当、油坊，大小几十处，他私人投资入股的纺纱厂、煤铁矿、金矿一大堆。
特别是二十万奉军所需的军粮、被服、马具、医药、副食品大多向张作霖的商号采购。
所以，不论东三省的财政如何亏空，商店纷纷倒闭
（1927年头3个月就倒了上千家）
，也不论奉票怎么跌，物价怎么涨，都不耽误张作霖大发其财。
据说后来九一八事变，日寇在张氏官邸里掠到的金银价值2.5个亿。
王永江虽说擅长理财，但毕竟不是印钞机。
而且他又是个情怀人士，廉洁奉公，不治私产，哪怕大帅再怎么慧眼识珠放手用他，他也无法容忍这么一个“化公为私”，不顾东北，不顾天下，只管獠牙血口发战争财的主公。
其实王永江也有“私活”，他苦心整顿财政，为的就是培植元气，用一场成功的现代化建设打消日本的野心，而不是把一点家底全浪费在“入关”上。
在他看来，就让关内那帮孙子互相去咬好了，打到最后，东北再出来收拾残局，到那时，天下自然是东北的。
所以，他早早储备人才，从省库拿了300多万办东北大学，高薪从国内外挖专家教授，进口一流的教研设备。
然而，东三省却摊上一群视天下为私产的武夫，王永江只好叹息世间徒有管仲而无齐桓公，愤然辞职。
04
北有王永江，南有刘航琛。
王永江振兴东北，而刘航琛则在西南辅佐刘湘成就大业
其实在四川坐头把交椅的起初还不是刘湘，而是比刘湘小六岁的“幺爸”刘文辉，拥兵5个师、27个旅，共13万人。
刘文辉所以兵多将广，在于他控制了川、康80余县，地盘远远超过只控制川东20余县的刘湘。
不过刘湘之所以能崛起，还是因为他的地盘。
别看他地盘小，但质量高以重庆为中心，地接湖北，扼长江咽侯要道，与华中和华东的商业中心往来便利，远胜内陆的刘文辉。
川产烟土、桐油向武汉上海的运销都要经过重庆，收入最丰，光是川土一年就外销几亿两。
另外，重庆还是外省烟土转卖的枢纽，每年有2000万两云、贵烟土经此外销，给刘湘带来滚滚税源。
丰厚的经济收入，使刘湘养得起6个师、21个旅；一年开销得起三、四千万大洋，从外国洋行购入重机枪，一次往往几百挺、几千挺的买。
刘湘养兵10万人，却装备12万支步枪，和令人咋舌的1万多挺机枪，简直是“机枪大王”。
可见他的奇葩之处，部队土豪却又缺乏正规化，不按现代部队的科学编制来，有钱就任性，如此人枪比例，怕也是全中国五花八门的军队里的独一份。
当时的重庆比起土里土气、明显落伍的成都来，堪称西南四省的头号大都市、批发中心，且以洋派和摩登闻名：“罐头食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城追西俗，极染世风”，在外地人眼里“把成都和重庆比，恍惚等于把苏州和上海比。”
（黄炎培《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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