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进：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回顾与展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当代城市设计的发展脉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事件密切相关。通过梳理相关的学术会议与考察、政策文件、实践活动、思想理论、科技文献及专业教育，发现中国传统的城市设计思想一直贯穿于我国城市设计的发展之中，并总结出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发展的七个阶段：

经过对大量数据的检索，七个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四大理论思潮，在语境、时间、城市认识论、思想及成果特征方面均有变化，且变化日益丰富：

一是形体的设计。基于“建造”逻辑，思潮主张城市设计从传统建筑设计出发，强调以空间环境、物质实体、视觉艺术为基础，通过轴线、序列、对景等多种手法来塑造三维的城市空间，但忽视了物质空间背后的深层结构和以人为本的意义系统。

二是设计的综合。城市设计的关注对象由单纯的“形体”拓展到城市“综合环境质量”，强调综合各专业对城市进行计划和营建，但思潮仍然是“苏联模式”的延续，“综合”指向不清，模糊化了城市问题的根源。

三是设计的控制。在高度分散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蓝图式的设计成果受到大量批评，“设计决定论”被“控制调节论”取代，城市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但思潮对制度环境的特殊性考察不足，且因带有精英阶层的印记而值得警惕和深思。

四是政策的设计。在反思城市空间是政策和规则在社会运作之后的物质化结果的背景下，思潮强调通过配置空间资源，增进建成环境中公共价值的实际效益，维护建成环境塑造过程中的社会公平与公正，但公共利益不可度量，城市设计的概念也被拓展到一个模糊的领域。

尽管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在尊重过去、保护自然、反对城市公共资源私有化、公共参与平等对话、混合发展、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及一体化步行交通体系、宜人尺度、反对单一无变化、可识别性和场所感、新能源和新技术、反对封闭式大居住区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共识，但仍主要凸显着三个争议：

一是内涵之争。城市设计的定义应从“物质空间设计”出发还是从“社会政策运作”出发尚未形成共识。

二是归属之争。包括建筑学范畴论、城乡规划范畴论、相对独立论、思维观念论，和主张难以简单划分、但须以城乡规划为落脚点的综合模糊论。

三是法定化之争。包括强调增强管理部门对城市空间的控制能力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必须法定化”观点，强调城市设计是基于片面的主观认知、个人化、美学控制的“不能被法定化”观点，以及强调底线思维的“有限的法定化”观点

面对包含巨大实践影响和丰富理论内涵、各类争议和许多待研究领域的城市设计，在认识到城市设计学术与技术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学理逻辑，同时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大事件相关的前提下，未来中国城市设计的角色定位应是需求导向背景下的发展应对：

一是国家对城乡高品质发展的要求。国家层面制度文件强调城市设计的核心对象是城市环境风貌、景观艺术水平，城市设计的作用是作为一种重要方法，作用途径应贯穿于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二是地方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中的重视。近20个省市陆续出台了完整的城市设计编制及管理文件，并在规划管理法规中增加了城市设计内容，城市设计已经成为地方实践的重要工具之一。

三是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机遇。全空间尺度、自然资源全要素、“一张蓝图管到底”等新概念都为城市设计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四是国家城乡发展战略的新模式。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市更新行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城市设计在策略视角和技术方法上及时跟进。

基于四点背景需求，提出对中国城市设计未来发展的展望：一是城市设计作为“方法”的运用，应将其介入到规划、建设、治理的领域中。二是城市设计应在不同层面进行运用，包括在跨区域、乡村和专项规划层面横向全覆盖，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从一般地区到重点地区、从重点规划到详细设计纵向全贯通，以及从规划编制到空间治理管控全过程。

总体来说，未来中国城市设计应在需求背景下谋求创新发展，并强化作为方法与空间治理工具的作用，向更广阔的空间领域拓展、向更丰富的多维设计深化，继承和创造灵活性、问题导向、整体统筹、弹性思维的优秀传统，以提高国土空间和人居环境的品质。

本文来源： 城市规划学刊up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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