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艺术 | 有一座99.9%是公益展览与活动的美术馆,满“两岁”了

 （以下为了方便阅读，“凤凰艺术”= Q）

▲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君接受“凤凰艺术”采访

Q：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今年已经进行到第三个年头了，作为今天是美术馆成立两周年的日子，为什么选择在今日一同展出呢？

周旭君：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系列展览，是我们跟北大图象和视觉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的一个项目，每年一度的年鉴展，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品牌项目，今年已经是第三届。这一届在原来基础上，学术上更加深入，整体展览及工作策划，更加具有创新理念，学术更加深入了，研究成果更加有力量。另外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更加民主化，更加专业化，譬如说我们邀请参展的所有原作，都是由策展人、艺术家和美术馆一起通过工作群的方式，充分协商沟通以后达成的，而且邀请艺术家都到现场来共同讨论怎么呈现更加有效果，所以这也是美术馆注重专业化和民主化一个做法，我们从中也体会到了好处。

Q：这是第一次听说美术馆在用一种民主化的方式管理。对于美术馆的发展而言，您现在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了呢？

周旭君：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已经从批评家时代、策展人时代，走向了美术馆时代。这对于美术馆发展当然是一个机遇，我认为更是一个警示，对于美术馆专业化和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Q：北京现代民生美术馆进行运营了两年，在这两年之中，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段期间里面的主要的重要工作吗？

周旭君：民生美术馆开馆两年了。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想朝着一个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把美术馆公共文化机构，融入到首都北京的这么一个文化发展的背景当中去。希望美术馆成为当代艺术创新发展的一个升发的参与，更希望美术馆也成为首都北京，非常有活力一个文化空间。

两年来，在展览项目上，我们已经做了20几个展览，两百多场公共教育活动。有学术前沿的一些思想理论交流碰撞，也有很多先锋艺术的跨界一些艺术形式，都在我们这个空间发生。可以说参与我们相关公共教育活动，以及展览的参观，人数已经达到了两百多万。我们希望美术馆真正成为一个公共的文化服务机构，也是推动创新发展的一个知识发展场域，更是首都北京充满活力的这么一个文化空间。

Q：两周年已经作为了一个阶段的结束，对于未来而言，民生美术馆有着什么样的计划呢？

周旭君：未来我们想可以在三个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一个就是在学术上面，我们会更加去深耕，去耕耘，依托美术界更多学术力量和我们美术馆学术力量，共同来把学术的工作做的更加深入。第二，我们会更加注重传统资源的集合，去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当代艺术中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想做出小小的努力。另外在文化的活力方面，北京民生美术馆它地处首都北京，怎么样发挥好在地性的作用？我们会把美术馆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来打造，让更多首都的年轻人来到这个空间里面，来了解前沿的学术思想，来体验先锋的艺术，到这里来开展社交活动。

另外我们还要在围绕民生银行，打造百年银行这么一个愿景，在文化的公益上去，我们会去做更多的努力。我们的展览，我们的公共教育活动，99.9%都是公益的，都是免费的。我们在美术馆运营上面，也会把银行一些管理理念和一些方法，运用到美术馆运营管理当中去，把我们美术馆做成跟新建的美术馆，跟国际一流美术馆去靠进，去缩短距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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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展览策展人、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接受“凤凰艺术”采访

Q：作为策展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2016年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吗？请问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规模数据和档案的建立呢？

朱青生：有的当代艺术展是为了显现它的探索，是一个创造性发展的展现和实验。大多数当代艺术展览都要具备这样的品质，艺术家也要具备这样的素质，他才能够称得上是当代艺术。但是没想到在中国发展是如此的激烈和丰富，一年竟然有四千次这样的展览发生，当然不光是在中国，有的是中国艺术家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是世界的艺术家针对中国的问题，这三个加起来有四千左右的活动每年。为了把这个结果进行调研、总结和显示，所以我们每天都有记录，叫中国现代艺术档案。这个档案从1986年就开始，它是个事实档案，你发生什么事它就记下来，记了一年以后它就要把它集中在一起做一次统计，做一次索引。那么这个索引就叫做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年鉴编的时间并不长，是从2005年开始的，编了12卷，12年可能在很多事情中间它都不算长，但是中国是一个速度很快的国家，发展很快的国家，12年也不能算短。

我们档案已经编了31年，它是1986年的时候“85美术运动”刚刚兴起，实际上是1986年对1985年一些事情的总结和归纳，叫“85美术运动”。就在当年开始建立中国现代艺术档案，这个档案建到现在已经有31年了，那么在整个人类文化中间非常短，但是在中国它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变化特别大，把这个变化通过年鉴它就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现在大概只做了1/6规模，原来是作为一个策划人的计划，它不够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这个展览有一点可惜，就是说太拥挤和局促，而且不能够充分把整体情况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实际上准备注入了一百多位艺术家，比如去年注入了126位艺术家，只展出了36件作品。每年都有人在统计，每天都有人在阅读各种评论文章，就是说我们每年要有一万种文献被阅读，几千个展览被记录。最后它记录的结果经过一些统计性的数据，经过一些计算，警告一些回归方程的计算，计算出他的一些评价标准，加上权重。我们是个年鉴，一年一做，它就会把它显现出来，所以它有一个排序的，是由我们做社会学的教授们来做的。

我的任务实际上就是领导这一堆人在工作，并没有选择权利，但是做完了以后出现个情况，比如我们排序，从第一排到第一万名。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排在前面的人未必他的作品就真的有一个很精彩的点，只是他符合这个数据统计的规律。同样的道理，有些很杰出的作品就落到后面去，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另外的补救措施，我们有文献阅读，一年读下来最为活跃的、有见识的人的文章，他就会被我们每周引证拿到我们公共号和网站上去引用和推荐。这个推荐人的名字实际上就成了我们的编委，我们年鉴就会请这些人来做编委，每年不太一样。根据他的活跃程度和他工作的能力，我们会选出这些人。有些人他愿意参加，有些人他说我很忙，或者我不喜欢跟你们一起做，他就不参加，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总会有这样一批人，我们就请他们来给我们做一个补救，这样一来的话就不会有巨大的遗漏。

那么你会说这些编委是不是跟我们都是一伙儿的呢，恰恰不是。这些编委常常跟我们意见不太一样，我们编辑部是一群人，是在北大工作，我们本来就是一些学术研究者，学术研究者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为了艺术，也不是为了某一种政治或者是利益的需要。做的过程中间要防止权利的腐败，因为做着做着人有权利，所以比如说我作为主编，我就不仅没有选择权，而且还没有推荐权，别人可以具名推荐，我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只能看推荐的人他是不是按照我们拜托他的规律来做，因为有的人虽然他的水平很高，但是他有时候做这个事情他不站到客观立场上，一般人都会做的，因为他觉得他有一个责任来做这个事情。

有一些人他们的作品都是我们亲自去拍摄、观察和研究的，我们有一个工作组，他每天都在拍，他每周都在例会上说我们碰到了什么，那么然后我们就会组成工作组去看，再去看他给我们提示哪些展览好，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机制。当然我们认为这样还不够，我们有片面性和偶然性，所以我们还跟一些单位合作，比如说跟外地的学术单位，比如我们跟芝加哥巫鸿教授合作，海外他们有些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我们现在正在上海，参加了上海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的建设，我们跟他们第一个共同合作的任务就是把中国当代艺术档案在上海部分把它建全，做的周到。

我们认为当代艺术其实当事人未必能够完全的清楚他的判断，所以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我们把他注入下来，留一份档案给后代，因为当代艺术其实并不是创造一件好的作品，而是反映了一个不可以固着在世界和事物之上的思潮和心理。人的思潮和心理实际上它是飘忽的，它是稍纵即逝，它是一个光芒万丈，但是它却飘忽不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有一样东西要来迎接它。这个东西就是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因为它充满了创造性和突破性，某种程度上具有批判性和破坏性，所以它就会把这些东西凝结在一些东西上，这些东西叫做作品。作品本身有时候不好看，有时候很荒诞，但是它却有意义，而这些意义被记录下来，它记录的就不是当代的艺术，是透过当代艺术记录的是一个当下的时代。当人们回顾它的时候，那么看到的是我们要看到那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痕迹，而当代艺术只不过是为这个痕迹做了一次梳理和记载，所以这才是我们做年鉴主要的想法。

Q：这样的统计工作是如此的庞大，对于大众的角度来说，对艺术品的好坏判断有一个主观上的感觉，但通过刚才您所言，其实是可以建立在统计的基础之上的。

朱青生：好与坏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对大众有大众的好与坏，对专家有专家的好与坏，对于政府有政府的好与坏，对于一些持有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他也有别的好与坏的标准，这是其一。我们同时记录谁认为他好与坏，所以记录不光是记录作品，还记录对作品的反映。

Q：那是不是能够理解成在这样的排序中，前多少名可以判别是好的？

朱青生：记录和收集包括收藏它都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只是我们说了我们不去主动选择，我们只记录他怎么被选择。我们自己当然有自己的主观标准，但是我不能把我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更不能为了个人的政治和利益的需要来把自己选择的好与坏强加于别人之上，我们对这样的做法我们觉得实际上这个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压迫，对别人的一种控制。在新媒体新技术发展以后，这个显现是多层次、多性质、多元，这个多元有性质的穿插不同、角度的不同，等于就是说一件事情他已经被不同的意志，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性情转化为一个丰富的一种呈现，这种呈现已经不是景观社会的呈现。

那么2016年的展览主要是向大家展示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变化。我们将要遇到后一个时代，虽然现在的时代还起着作用，但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人们还很自以为是控制一些问题，但它已经逐步走向衰退，逐步遇到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潜在的，不是说有一个力量要挑战你，是没有力量挑战你，但是你的力量没有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新的变化。

Q：那么从2016年的统计再往回看，与之前两年是否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域里产生了一些变化，是否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

朱青生：最重要的变化，是新媒体和新方法，使得中国对于问题的看法，不再是通过一个面，也不在通过一个点来进行，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面，各种各样的点。艺术家把这些点交杂在一起，穿插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个不是镶嵌化，是通过各种性质和各种角度的问题，把它交织在一起，呈现为一个景象，而这种景象具有深刻的社会真实性和社会变化一种揭示痕迹，这个比较重要。

它的变化就是说自媒体和新技术影响突然加大，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造成了世界范围政治后果，艺术上实际上早就开始有这一块苗头，只是在2016年变的特别明显，特别值得关注。

Q：对于影响力来说，可能会分为国内和国际，那么，在这样的统计中，是否有涉及过相关国际层面影响力的参数呢？

朱青生：第一，年鉴展记录中国发生的情况，它的横向比较，比较仔细。跟国际的比较，它主要是参加国际活动的频率和影响力，艺术主要发生在当地情况，它的意义更重要。但是我们也特别重视艺术的开创性价值，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不是在世界上是一个学习的角色，中国可能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改革开放和学习，但在艺术方面由于它的问题复杂，创造力的旺盛，它在某些点上已经走到世界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