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收集了2001-2013年中国242个城市760位市长的简历,并考察了这些市长的学历和入党情况。
研究假设,如果市长在改革开放
(1978年)
之前入党,他们受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并因此打上共产主义的强烈意识形态烙印,而对资本主义有抵触心理。这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烙印作为自变量。这一烙印使他们倾向于排斥民营企业家,后者则很难成为当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如果市长是1950-1959年出生的,研究则认为他们在求学和职业早期受到文革的影响较深。
研究使用各省份地区获得解放的时间来衡量当地的共产主义历史传统,解放时间越早则共产主义精神遗产更多。
研究用一个城市的GDP来标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上三者作为调节变量。
研究抓取了2001-2013年间上交所和证交所的上市公司数据。统计显示,15.9%的民营企业的高管
(董事长或总经理)
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市级)
。在市一级,平均每个城市有38家上市公司,但只有1.07家企业的高管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由此可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
研究人员将各城市的民营企业高管人数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配额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平均值是0.12%,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6.15%。
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入党的市长,其所在的城市民营企业高管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机会更少。这意味着早期烙印在很长时间之后还在起作用。
如果市长的求学或职业早期恰好处于文革时期,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效应会更强,即民营企业高管会更难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研究还发现,如果市长所在省份地区获得解放的时间较早,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效应会更强。换句话说,市长的烙印与环境的特征是一致的,民营企业高管获取政治资本的难度会更大。
但是,如果市长治下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那么市长的烙印影响会减弱,民营企业高管相对来说更容易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也就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政商关系除了同企业家的趋利性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还同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
(“情怀”)
有关。
此外,研究还发现总体而言,企业高管的政治参与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市长的共产主义烙印比较深,这一影响会被削弱。
研究至少做出了三点贡献:一是将政治家的意识形态在企业政治参与对企业效益的讨论中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二是给烙印效应的持久性提供了新的证据;三是指出这种烙印效应的作用仍然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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