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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说鬼人”有鬼君出了一本奇书——《见鬼：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阅读笔记》。这本书打捞了散布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各色各样的鬼，把鬼的文献材料视为民族志，用流畅的叙事书写了鬼的日常、鬼的社会、鬼的政治，以及人鬼关系。举凡吃素、约架、全球化、投胎、猪肉自由等时髦话题，均能一一发掘出鬼的视角和故事，而鬼也颇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看法和举动，令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志怪的丰富，当然还有鬼君的联想力、叙事才华以及敏锐的现实关怀。

读此书，若能抱持欣赏与玩味的态度，想必是能体会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的话——“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见鬼》带我们见识了一个以鬼为主、人鬼共存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寻常理解的鬼，已不再是恐惧的代名词，也不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行者，而是一种奇异的存在，它们散发浓厚的烟火气息，透露出活色生香的趣味，令人不得不赞叹：“真是鬼灵精怪！”而重新书写它们的作者，莫非也已到了“鬼才”的境界？若就书中故事而言，直接捧读即能体会趣味。但对于“不接地气”的学者而言，我还想就其中涉及的文化问题做些发微和初探，抛砖引玉，以引起更多学理的争鸣。毕竟，根据《搜神记》，就连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也曾智斗妖怪哩，知识分子岂能不效法先贤。

可惜的是，西方自古有“神学”，日本近世有“妖怪学”，民国始有“仙学”，而鬼却没有相应的“鬼学”——什么是鬼？鬼是如何诞生的？鬼的世界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只有回应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不至于面对鬼而“疑神疑鬼”，也不怕别人“装神弄鬼”，方能与鬼和好，更整全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文化系统。

诚如有鬼君所说，幽冥世界是一种累层构建的产物，并非静止不动，它的背后是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既有一些共通的基本规则，也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其实，这接近哈佛大学宗教学家怀菲尔德·史密斯（Wilfred C. Smith）的看法，他也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各类“宗教”，无不由“虔信”（Faith）和“积累传统”（Cumulative Tradition）所构成，二者缺一不可，互动交织出形形色色的“宗教”。当然，那些佛经、道经里书写的过度繁密又经后世润色的幽冥世界，其实也是一种经千年累积的现象，反映出某种集体实践和“制度化”，并非“虚构”“想象”或“刻意”所能一言蔽之。史密斯就认为传统的宗教学通常会研究某部经典里的教义思想，而他则更注重用千年的尺度，衡量这部经典的作用和角色。这就需要通过跨文化、跨时间、跨文本的比较，来重新建构一个更广阔的的人文世界。

同样，这些学理对“鬼”也是适用的。我对“鬼”的兴趣，更在于想要了解“鬼”这种文化，在长时间尺度里的生成理路，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鬼”作为一种文化，并非一次性诞生，而是人类信念和社会实践互相交织、累积生成的产物。从汉字的角度看，“鬼”这个字很古老，甲骨文里的“鬼”字取了人形，不过异于正常的人形，更像是巫师戴着面具装扮成鬼怪的模样。在汉语词汇里，“鬼”的造词很丰富，不下千种，涵盖了正负两极的涵义。比如，说一个人作恶多端、危害他人，那便不能归为人类，而要归为鬼类，举凡“鬼鬼祟祟”“鬼迷心窍”“各怀鬼胎”，无不以鬼贬人。若从正面看，则“鬼斧神工”“机灵鬼”“诗鬼”“惊天地、泣鬼神”，又透露出些许敬爱乃至敬畏。这种现象，除了汉语的博大精深以外，常常也能反映出“鬼”在中国文化里的深厚影响。

的确，“鬼”的涵义多元，内涵与外延交织，早已超越了语言文字，在更基础的社会文化生活里扮演关键角色。《礼记》《论语》郑重教导子孙要祭祀的“鬼”，属于祖先崇拜中的“家鬼”，也是古代中华文化的核心命脉之一。而没有得享后代祭祀的则变为“孤魂野鬼”，有时会扰乱人间生活。当人们遇到无法解释也无以应对的自然事件时，在地震、瘟疫、火灾中惊惧万分时，也会把这些解释为鬼怪作祟。进而，一些宗教节期和仪式，也在应对“鬼”的过程中而日臻完善，比如佛教的盂兰盆节、道教的施食科仪，无不为着救赎这些饿鬼、冤鬼、孤魂野鬼。虽然从“家鬼”到“野鬼”，这些都被称为“鬼”，但他们的文化阶层、道德地位、仪式待遇往往有天壤之别。

不仅宗教和民俗谈鬼，学者和文人也时而谈鬼。一些汉学家、人类学家已有不少对汉人地区“鬼文化”的研究，例如美国汉学家柏华（C. Fred Blake）的《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人类学家焦大卫（David K. Jordan）的《神·鬼·祖先》，以及林美容的《台湾鬼仔古》等等。近些年来，栾保群的《扪虱谈鬼录》、有鬼君的《见鬼》则是探讨这些问题较多的书。

中国人不仅纸上谈鬼，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能听到鬼故事，只要你敢提起胆子去打听。《见鬼》涉及的素材，主要源自中国古代志怪小说文献。在历史里，从干宝的《搜神记》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些志怪故事的形成与文本的书写，是“鬼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这些也并非全部。此外，还有物质、实践、口传、节期等等，均构成“鬼文化”动态演变的内涵。而就物质而言，许多人类学家着墨的“烧纸钱”这种行为和习俗，便对于沟通阴阳、塑造心理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学术研究，中文作家对鬼的严肃文学创作也不是没有。哪怕到了现代，从鲁迅《失掉的好地狱》到钱锺书的《夜访魔鬼》，鬼也依然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当然，这些鬼已经不再有令人恐惧的心理因素，更多的是文学趣味和审美导向。当然，写鬼的文学虽未曾断绝，但也不复见魏晋时期志怪文学的高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