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2日，河北石家庄，在得知聂树斌被改判无罪的结果后，聂树斌父亲与聂树斌姐姐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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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日上午，张焕枝和老伴聂学生爬上下聂庄村后的土坡。坡上有一方没有墓碑的土坟，坟前枯树掩映，地上满是落叶。坟里是老两口的儿子聂树斌。
这一次，张焕枝带来一份判决书复印件，高声宣读“无罪”后，点火焚烧。“树斌，你是个好人，你不是个罪犯。妈给你争取到了。”
一天前，位于沈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下称“二巡”）就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出石家庄高铁站时，面对众多媒体，张焕枝说：“我等的就是这一天，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可结果再好，我儿子回不来了，这一点来说我很痛苦。”
《人民法院报》写道，对于聂树斌案而言，改判无罪远远不是终点。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如何反思和汲取教训，“不但让正义不再缺席，而且让正义不再迟到”。
聂案迎来转折点是在2014年12月12日，受最高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展开历时一年半的复查。2016年6月6日，最高法院决定提审聂案。
当时，代理律师李树亭就认为，聂案“复杂多了”，不可能像呼格吉勒图案那样26天宣告无罪。但他相信，最高法院会在审限内结案。聂案再审走的是审判监督程序，审限是三个月，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为再审聂案，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组建了五人合议庭，最高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二巡庭长胡云腾亲自担任审判长。
“胡云腾是学者型法官，他最重要的两本著作都与死刑有关。让有这样专业背景的大法官再审聂案，非常有利。”聂树斌案最初的报道者马云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在复查阶段，张焕枝因为着急，几次到济南找法官。再审启动后，张焕枝往沈阳跑过四次，李树亭又单独去过两三次，次次都是二巡主动要见律师、家属。“而且每次都是合议庭的5名法官一起见，如果某个法官有事，还要等人凑齐。”李树亭说。
李树亭从二巡拿到了山东高院复查时的18本卷宗，和再审合议庭的调查卷，“厚厚的一大本”。他则提交了关于聂树斌人品的新证据，试图从发小、同学口中，还原一个内向羞涩、各方面表现都不突出的聂树斌。
张焕枝不在场时，法官们会与律师进行更多专业交流，从事实到程序，一个问题都不放过。法官们甚至提出建议，希望再审辩护意见重点更加突出。李树亭说，他第一次提交的辩护意见有3.9万字；第二次摘出重点问题，大概2.9万字。
8月初，也就是当年聂案发生的时节，合议庭法官们还到石家庄西郊，对案发现场、被害人上下班路线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询问了当年的办案人员、相关证人，并以考察的名义到河北省磁县看守所提审了另一嫌疑人王书金。
由于被害人丈夫前后的证言差别较大，合议庭认为必须与本人核实确认。为此，法官管应时与助理在两次扑空后，终于看到其家中亮灯，找到了这个关键证人。
11月25日，距离6个月的法定最长审限仅剩11天，张焕枝、李树亭再次奔赴沈阳。这一次，他们与法官聊了两个多小时，“能说的全说了”。
法官表示，因涉及强奸等隐私，可能开庭审也可能书面审。李树亭的态度是，如果开庭，一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二要申请王书金及王书金案最初的办案人出庭作证。
“法官们说还要研究研究。”李树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临走前，合议庭说得很明确：李律师这段时间不要去外地出差，以免赶不回来。
张、李离开后，合议庭展开一场持续两天半的讨论，推敲案件中每一个可能存在争议的细节。5名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等，坐在一间十几个人的会议室里，每人面前都是一只茶杯、几叠案卷。即便在深夜结束工作后，很多人仍然难以入睡，法官罗志勇更是彻夜难眠。
在合议庭最后一次集中讨论时，所有人不分资历深浅、职位高低纷纷发表意见，就案件程序、实体、证据、逻辑，甚至判决书中的每一个词语进行讨论。他们要尽一切可能让证据说话，要对聂家和检察机关提出的意见逐一回应，不能含糊其辞。
此前，最高检也成立了办案组，并向最高法提出了正式书面检察意见。这次，检方的看法与律师基本一致。
11月29日下午4时许，李树亭接到二巡电话：12月2日前赶到沈阳。后来公布的判决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30日。
李树亭和家属一行人到沈阳后，被安排在一处安静整洁的家庭旅馆内。许多媒体闻风而动，却摸不清几人下榻何处。
对于结果，李树亭的猜测和大部分学者、记者一样。12月2日一大早，他便叮嘱张焕枝：今天应该会有个好结果，高兴的日子尽量别想不高兴的事，追责的问题今天别说。
上午十点不到，二巡内一间可以容纳一百多人的法庭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律师、公检法人员等120余人几乎将旁听席坐满。李树亭落座后死死盯着审判席中间的法徽，直至5分钟后五名合议庭成员入场。
审判长胡云腾择要宣读了再审判决，“14000字大概选了6000字左右，念了不到一个小时”。张焕枝戴着老花镜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李树亭则从不断抛出的信息里听出了最高法院的立场。
当胡云腾读到“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时，李树亭兴奋得想要鼓掌，不想身旁的张焕枝却号啕大哭不可抑制。突然间，他也流下眼泪，“这个‘无罪’太不容易了。”
一个多小时后，聂案再审判决书即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一天之内的点击量便超过10万。
判决书指出聂案的九大疑点，包括：抓获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缺失，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原审认定的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等。
概括起来，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达到“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要求。聂案原审时适用的是1979年的刑诉法。
“更重要的关注点是，原判究竟错在何处，是否能够通过再审予以确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撰文认为，经过再审，可以发现，聂案原判依据的物证等客观性证据十分可疑，供述则完全不合情理。
王敏远写道，聂案提供了这样的样本——纠正冤错案件并不完全需要借助于“死者复活”“真凶再现”，即使不能认定本案另有真凶，但若原判建立在物证等实物证据十分可疑、供述等言辞证据难以置信的基础之上，案件中存在不能排除另有真凶等重大疑问的情况，也应纠错。
再审未涉及复查时律师提出的一些程序性问题，如，石家庄中院和河北高院的判决书出现疑似同一人的笔迹，而一审、二审不可能由同一名法官审理；关于刑场照片是春天还是冬季的争议。
“这是因为山东高院是对案件全面复查，而再审是对一个案件重新、重头审理，另起炉灶，主要针对侦查阶段。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李树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至于一审、二审和执行中的疑点，并不影响案件定性，“所以再审时，我基本没有提到这些”。
▲ 沈阳，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最高人民法院/图）
据新华社报道，聂案再审宣判后，后续的国家赔偿、司法救助、追责等工作将依法启动。
李树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几年纠正的冤错案件里，真正追责的实际只有唐山李久明案，7名公安人员被判刑，他们明确承认了刑讯逼供行为。而聂案至今没有认定刑讯逼供，追责恐怕很难。
再审判决书的正式说法是，“经审查……没有发现原办案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证据。但是，聂树斌曾经供述自己本来想不说，后在办案人员‘劝说和帮助下说清整个过程’……故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
在复查阶段，李树亭曾找到聂树斌在石家庄市看守所时的狱友纪某、李某。纪某称，聂曾在狱中喊冤，且身上有多处被电话机、高压警棍电过的紫色斑点；李某亦表示，聂自称冤枉，且无论狱友如何威逼利诱，都未讲过强奸的过程、细节。
李树亭向山东高院提交上述两条证据后，河北方面坚决否认纪某曾与聂树斌在同一监室服刑；李某则因个人顾虑不愿配合律师留下调查笔录。
此后，李树亭又试图寻找聂的另一狱友姜某，但多方查找后仍未获得其户籍信息。为此，再审期间，他曾申请调取聂羁押期间的完整档案以及同监狱友的全部名单，但未得到回应。
在未认定刑讯逼供情况下，能否对相关人员追责？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两类人可能被追责：一是当年存在遗失或隐匿讯问笔录、技校考勤表等可能有利于聂树斌证据等各种问题的办案人，二是聂案复查一拖再拖是否有人人为设置障碍。
对于前者，张建伟认为，公安机关应该把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书，看作对当初侦查活动的谴责书，“其中列举的事实、揭示的问题，让人非常愤懑”；对于后者，则要查有实据，不能只凭情绪上的判断。
宣判后，张焕枝当即向审判长提出国家赔偿的问题。这位奔波了12年的老人，一度认为只要“无罪”就够了。但马云龙告诉她，“国家赔偿不是一块一块普通的钱，是你儿子用21岁的生命、是你们一家人用21年的血泪换来的，怎么能无所谓呢？”
“张阿姨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大法官说，宣判后就通知了河北高院，只要张阿姨提出赔偿申请，河北就会尽快受理。”李树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胡云腾还表示，如果没钱请律师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在返回石家庄的路上，李树亭主动向张焕枝请辞国赔的代理工作。这个留着光头、曾在寺庙静修的律师说，他不熟悉国家赔偿业务，性格上也不适合争取利益。但张焕枝希望李树亭继续跟下去，“我可以请两个律师。他不熟悉，可以再找一个熟悉的（律师）。”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优银为聂家算了一笔账。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计算方法和国家统计局、最高法院公布的2015年人均工资标准，他计算出：限制人身自由可赔偿5.2万元；死亡赔偿金126.482万元。
而根据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据此计算，聂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上限为46万元。
但是此前有过精神损害抚慰金达到100万元的先例，国家的原则规定也有弹性，为此，王优银认为，应该为聂案再次提高精神抚慰赔偿。
12月4日，第三个“国家宪法日”。江苏省高院举行新入员额法官向宪法宣誓仪式。仪式结束后，院长许前飞在讲话中总结聂案的两点启示：要慎用权力、要心存敬畏。
“这个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理，有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有人发现，有人提出，也有人被告知别去趟这个浑水，”许前飞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法官，在处理案件中，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怕丢了头上的乌纱帽，甚至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敬畏百姓、敬畏生命、敬畏法律呢？”
最高法院以“五个强化”总结聂案对法院的教训：要强化人权保障理念、程序公正理念、证据裁判理念、互相制约原则和有错必纠理念。人民法院报则刊发了多篇反思文章。
曾在最高法院挂职的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教授卢建平指出，聂案平反中的诸多“第一次”让人振奋：
第一次由最高法院指令对某一案件进行异地复查；第一次由高级法院成立合议庭，对案件全面复查；第一次在复查案件时召开听证会；第一次由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审理被告人已被执行死刑的再审案件；经最高法院审理后，第一次发现原判决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一个案件既不符合刑诉法的证明标准，也不
符合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定罪要求。
张建伟认为，聂案在舆论漩涡中扑腾多年，引起太多民众及高层的关注，十分特殊，“像聂案一样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将这一整套程序复制到其他案件里，恐怕不是司法良性运作下的常态。”
他更推崇由第三方复查复杂疑难案件的做法，“如果由原办案机关去纠正，一方面可能存在对案件认识的差异，一方面可能存在心理障碍。”
“过去那种不规范的、草率粗糙的办案方式一定要改变，要从聂树斌中吸取教训，”张建伟表示，“如果将来再出现张书金、李书金，现在的王书金案还能不能撑得住？”
因自认聂案“真凶”，2007年3月被判死刑的王书金如今依然在押。2013年9月，河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对王书金供述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事实不予认定。
王书金的死刑复核已等了1100多天。聂案再审宣判后两个小时，远在河北省磁县看守所的王书金就从电视里看到了这个消息。他告诉自己的死刑复核辩护律师彭思源，“这说明国家法律公正，我相信法律。”
彭思源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由于聂案平反，他要为王书金申请重大立功，同时希望最高法院能将王书金涉及的多起强奸、杀人案，以与西郊玉米地案相同的逻辑和标准重新审视。
“在王书金被定罪判刑的其他案件里，同样存在无法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的问题。”彭思源说，2014年底，他便向最高法院递交过一份死刑复核法律意见，表达了上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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