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永兴元年（304年）十月，刘渊（？—310年）在并州离石左国城称汉王，公开与晋廷决裂，此前他已被推举为大单于，四年后称帝。刘渊当皇帝不过两年便去世，他所建立的汉赵国自吕梁山中的离石转徙出击，给了本已摇摇欲坠的西晋王朝致命一击，掀开了各方竞逐天下的惨烈历史。
细读《晋书·刘元海载记》，不难发现，起兵并非源于刘渊自己的想法，主要出于刘宣等人的密议，并将刘渊推举为大单于，刘渊只是事后才获知此消息。当代学者多从此处及他处的记述来辨析其族属，确认是否为南单于的直系后裔，忽略了对刘渊处境、经历与感受的仔细分析。族属问题看起来颇为自然，仔细考量，其实只是现代学者基于现代民族身份、民族史与儒家重血统的问题意识才关心的问题，并非时人的关切。历史研究需要回到刘渊生活的时空重加思考，借助包容晋廷与匈奴、蛮夷的天下秩序，时局演变与时人的言行，展示多线的历史。不妨先从南单于的处境说起。
曹魏齐王芳的嘉平三年（251年），担任城阳太守的邓艾，注意到当时并州的匈奴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颇为忧虑，上言建议乘刘豹部下有人叛逃之机，将所部分为两国，重用有功于汉廷的去卑的后人，“使居雁门，离国弱寇”，削弱刘豹的影响。
简言之，因单于入侍洛阳，在匈奴部众中的声望不断下降，而留在当地的名王的影响则在上升，成为未来的隐患。邓艾的观察，乃是我们认识当时匈奴领袖变动的钥匙，刘渊最后能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大单于，与其说是因为他乃刘豹之子，不如说此一升降态势创造了机会。匈奴传统中，单于个人的军事领导能力是颇为重要的。
南单于长期生活在洛阳，脱离匈奴部众，他对部众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已逐渐下降，甚至已变得符号化了，为其他名王，乃至刘渊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单于的意义，反而对于魏晋王朝来说，更显重要。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他参与的仪式活动所产生的象征意义。而在入塞南匈奴分布区控制局面的，则是诸部帅们。咸宁二年（276年），胡奋在并州帅军平定鲜卑时，就有匈奴四部帅率兵参与，而未见南单于出场，可为“外土之威浸重”做个注脚。
《咸宁注》所记述的西晋元会仪，将匈奴南单于（或其子）参与元会大典的位置与举止变为一种常规化的活动，尽管只是每年正旦举办一次，却是年复一年地进行。首先行礼的是藩王，单于排在诸公、特进之后，然后是金紫将军、高官，先按秩级向皇帝奉贽，然后上殿，面对皇帝跪拜行礼，皇帝还要起立回礼，然后下跪将各种贽放在御座前，随即下殿，返回原位。等所有参加大典的官员行礼结束，皇帝离开，官员归位并坐在席上，诸蛮夷胡客依次入廷，皆再拜，完毕，入座，此时蛮夷胡客面对的应该只是没有了皇帝本人的御座。约三刻——45分钟之后，皇帝复出，然后开始依次倒酒为皇帝上寿——当时没有个人过生日的习俗，正旦是大家共同的生日，二千石以上上殿，南单于亦随之一道上殿。同时奏乐颂歌，颂的应是“王公上寿歌”。最后开始吃饭，并“举乐”，这时应该是颂“食举乐东西厢歌”，食毕，则表演舞蹈与伎乐。最后一项任务是召集各郡的计吏来授戒敕。单于和蛮夷胡客和官员一道展示着王者无外的盛世场面。
通过上殿的先后次序、献贽的物品类别（白璧或璧皮帛羔雁雉）、斟酒的次序、站立的位置距离皇帝的远近以及朝贺时能否见到皇帝本人等细节，元会活动展演着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统属关系，以及臣下之间的分类与等级差序，如张华所说“仪序既以时，礼文涣以彰”，来实现“介福御万邦”。当然，平时通过上下往来的文书亦在反复确认这种关系，元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一个共同在场的方式，以面临皇帝本人/皇帝暂时退场、献礼的先后、礼物的类别、位置的远近等来确认与宣示。臣下之间的分类，除非是群臣集体上书，否则文书中难以呈现，只能显现在文书流转过程中，一旦进入传递与处理过程，文书的发出者便无从知晓了，因此，文书上的统属仅仅通过载体的形制、用印、称呼、用语等来体现。元会场合则以众多臣下可见的方式集体展示出来。哪些人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与贵臣，哪些属于要礼见皇帝的臣下，其中又按照爵位、官秩加以区分，让参与者足以清晰了解自己的位置。单于与蛮夷胡客则嵌入其中，能否见到皇帝，体现了单于与蛮夷胡客的差等，蛮夷胡客与百官的差别。刘渊等质子应该属于蛮夷胡客之列，亦要参与大典。这不仅是内臣与皇帝行礼的场合，亦是体现外藩称臣纳贡的场合，单于与蛮夷胡客的在场正是后一侧面的展现，两者结合，将晋王朝的统治秩序相当完整地再现出来。上下、内外、人神、时空交织在一起，配合着歌人的咏唱，以及不时响起的金石铿锵节奏，元会参与者一身二任，既沉浸于四方来朝、流化无极的王朝秩序，又参与制造这一差别与混一兼具的秩序。
元会歌辞所宣扬的晋朝皇帝德被四表，万方归化，重译称贡，亦与文人们无意的流露相互呼应。惠帝初，潘岳闲居洛阳南郊辟雍西侧，写下《闲居赋》，有云“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训若风行，应如草靡”，这些是在描写他住处毗邻太学与国子学，强调儒学教化的影响，髦士与名王有多重含义，前者在俊士之外也指西南夷，名王常指匈奴贵族。他们与两学中的“国胄”和“良逸”相对，在教化扩散中被吸引，潘岳并引用《论语·颜渊》中君子、小人间风行草偃之喻来描述德教与髦士、名王的关系，蛮夷与匈奴作为远方被教化的对象进入王朝秩序已深深烙印在文人头脑中，与身边状貌有所不同，甚至有可能身着异域服饰的南单于与蛮夷胡客交相辉映，所闻与所见交织，巩固着上述印象，并强化着盛世圣德的辉煌。当然，元会与歌辞相互衬托，印证与显现了西晋朝廷，包括撰写歌辞的士人们的想法。为将此局面持续下去，单于只能持续留居洛阳，其结果则加剧了邓艾所揭示的单于脱离部众，声望下降，为其他名王崛起创造机会。
正如同刘禅被描述为乐不思蜀，证明蜀亡乃天命所归，单于与蛮夷胡客的出场，带有同样的使命，只是后来刘渊起兵，即便当时确有此心，也无法如此书写。他们自己的感受，千载之下不易揣测。有一点或可推知，对单于与蛮夷胡客来说，他们觉察到的种种细微差别应是其异类感得到强化的重要源头。
质子，或侍子，是一种各方维持稳定关系的重要机制。对周边的政治体而言，献质或遣子入侍，是表达臣服与效忠的重要手段；对中原王朝而言，质子既是显示自己德化的道具，同时让质子长期生活在都城，耳濡目染，期待产生慕化之心，将来返国继任为首领，可以将双方的关系持续下去，进而维持天下秩序代代相传。南匈奴已入塞，并被划分为五部受晋廷的监管，其质子同样带有双重意义。晋廷所期待的使命能否变为现实，既取决于局势，亦与质子个人的经历、感受分不开。
对于参与元会大典的南单于与蛮夷胡客而言，尤其是长期居住在洛阳反复出席的南单于，以及如刘渊、沙漠汗之类的质子，由于通晓汉语，熟知儒家经典，对歌辞称颂的内容不会茫然无感。他们个人的想法未必一致，但对晋廷而言，他们类似于定时出场的演员，置身其中，重复着规定动作，重要的是特定场合下他们的到场，无人在乎他们自身的感受。他们反复参与并沉浸在这种气氛中，附和着对盛世的礼赞，心中积累的感受可能是五味杂陈。
这样的场合不止是正旦元会。魏晋时期每逢年底的冬至，也遵循西汉传统，举行小会，如《晋书·礼志下》所述：“魏晋则冬至日受方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献岁之旦。”（21/652）其中提到皇帝接受方国称贺，南单于与蛮夷胡客应该也要参与，只是仪式上没有元会大典那么隆重。
此外，还有更多的人造景观提供了传布类似观念的渠道，如今尚可看到的便有矗立在洛阳城南太学附近的《辟雍碑》。据《水经注·谷水注》，汉石经北，有晋辟雍行礼碑，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二年”当作“三年”，此碑早于现存的辟雍碑，说明西晋时所立的碑不止一通。
这些周边政治体或称为“国”或否，西晋朝廷中，也一定对其会有所区分，但显然不会是今天的分法：中外交流的范畴或地方政权。这些行为的确是朝廷乐意看到的，甚至也会鼓励这些纳贡的诸国使者到洛阳参加各种朝廷的仪式，让更多的臣下亲眼看到四方宾服的盛况。元会仪中的“蛮夷胡客”，除了长期停留洛阳的质子，恐怕不少就是这类临时朝贡的异国使者。这也是质子与胡客们共同在场，相互观摩，烘托大同盛况的场合。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接待西域诸国往长安贡献的使者的记录颇多，可以了解贡献的细节。而这一机构魏晋时期依然在使用，此时类似的接待活动一定也不少，上引史料中就记录了多次。
其实，这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万方来朝的同时，西晋周边境内外，不时也爆发各种反叛、入侵与起兵。有匈奴五部发动的，也有其他部族，以及南方孙吴发起的。
这些年境内外并不太平，战事屡起。持续时间最长的莫过于咸宁元年到五年的树机能在凉州的起兵，一度攻陷了凉州，据《晋书·刘元海载记》，武帝得知此消息后，考虑派遣谁去征讨，李熹提议授予刘渊将军之号，率领匈奴五部之众，认为“可指期而定”，遭孔恂反对而未果。此前，因王济的多次美言，刘渊曾为武帝所召见，交谈中给武帝留下的印象甚佳，武帝认为他胜过由余与金日磾，前者是秦穆公时戎王的使者，后入秦助穆公伐戎，后者是汉武帝时降汉的匈奴贵族，不仅发现刺客救过武帝，还被武帝任命为昭帝的辅政大臣。晋武帝言下之意不无加以重用的打算，但亦是遭孔恂、杨珧反对。这些或是当面发生，或是事后得知的情形，对刘渊打击颇大，特别是当听到武帝称赞他胜过由余与金日磾时，建功立业、报效晋廷的热情更应高涨。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晋101/2646），其心情起伏如过山车，因此他在送别王弥的集会上大倒苦水。《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咸宁五年（279年）（80/2555），当有其根据。
对刘渊来说，临时性的差遣都轮不上，长年无所事事恐是洛阳生活的常态，亦难以跻身洛下时尚的圈子。不同于西晋王朝的官吏，除了参加固定日期的盛典以及临时性的礼仪活动，刘渊既不临民，也不掌事，没有任何确定的官位和职掌。他因出自匈奴，几次想为朝廷建功立业，均碰壁而归，只能不断参与制造盛世，并为万方称贡的祥和局面所笼罩，难以找到实现抱负的途径，困居洛阳，常年游手好闲。他所擅长的不过是一般儒生都熟悉的经史著作，加上“武事”，跟不上洛阳城里的新风尚。高官名士中流行的谈玄，对他而言，恐怕过于深奥；石崇等的文人雅集，也超出他的爱好，无法跻身其中，虽然有几位并州的乡里为友，但彼此在向往与追求上还是颇有隔阂，积在刘渊心中的愤懑不快，应该不少。
辟雍碑竖在洛阳南郊太学西南，来自全国各地的太学生们不可能看不到，并且应会被碑文的描述所鼓舞。长年生活在洛阳的刘渊与南单于应该也有机会看到。特别是晋武帝与太子曾多次到辟雍行礼，《辟雍碑》云：“堂列不臣之客，庭延布衣之宾，……仪形万国，作孚四方，盛德大业，于斯为美。”傅玄《辟雍乡饮酒赋》云：“定小会之常仪兮，飨殊俗而见远邦。揖让而升，有主有宾。礼虽旧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数，威仪翼翼，宾主百拜，贵贱修敕。酒清而不饮，肴干而不食。……四坐先迷而后悟，然后知礼教之弘普也。”作为殊俗远邦的代表，两人也都该随从参加。尤其是永宁元年（301年），成都王司马颖自邺城南攻洛阳，“颖营于太学”，从四月癸亥驻到六月乙卯齐王司马冏入洛。刘渊此次当随司马颖攻入洛阳，且立下战功，不然司马颖不会在返回邺城后上表授予刘渊官职。司马颖入洛阳前战事便已结束，剩下的工作只是处理朝中官员的去留，刘渊没有资格参与此事，有足够的时间离开营地四下活动。若他观摩附近矗立的辟雍碑，亦不奇怪。当然，若在此时，感受便与承平时期大不相同了。
当时洛阳文人领袖石崇创作了歌舞《王明（昭）君辞》，并教其宠爱的侍妾绿珠来表演。歌词内容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昭君出塞故事，基调是哀怨的。辞云：“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哀郁伤五内，泣泪沾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最后落脚到对远嫁的不满，却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关于“殊类”匈奴的负面形象来衬托或营造的。歌词说的是往事，但对于听众观众来说，恐怕会联想到现实中的匈奴、身边的匈奴人，虽然他们已经入塞许久了，生活上与晋人没有多少差别。更重要的是，石崇身为洛阳文人雅集的核心，以“豪侈相尚”，甚至敢于和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左右洛下风气，加上绿珠也声名远扬。当时此事应轰动洛下，以至后代续作者甚多，两百年后梁代庾肩吾有《石崇金谷妓》专咏此事，诗云:“兰堂上客至，绮席清弦抚。自作《明君辞》，还教绿珠舞。”四下流传的歌词不会不为同时留居洛阳的刘渊等所听闻，无疑也会令他们心里平添几分压抑与不快。
泰始七年（271年），刘渊羁旅洛阳六七年后，匈奴五部中爆发了一场起兵，一年后以失败告终：“正月……匈奴帅刘猛叛出塞”，次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晋3/60、61）。除了何桢，西晋一方参战的还有路蕃、胡奋（晋57/1557）。反叛一度从并州波及河东、平阳，情势或曾比较严峻，武帝还专门诏因罪获赎在家的杜预“定计省闼”（晋34/1027），帮助谋划平叛方略。
刘猛的身份，纪传说法不一，有帅、中部帅、右贤王与单于之说，恐怕都不错。帅或中部帅当是晋廷授予刘猛的职位，右贤王乃是他在匈奴的名号，单于当是起兵后自立的名号。《资治通鉴》“泰始七年十一月”条复云：“刘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刘钦击破之。”（79/2518）最终在次年正月为监军何桢所破。何桢认为刘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采取擒贼擒王的策略，潜诱其帐下李恪杀掉刘猛，平定了反叛（晋97/2549）。
这场反叛不成功，原因一是时机，二是目的。三十多年后，刘宣在鼓动刘渊起兵时说，刘猛起兵“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的确看到了问题的核心。彼时情势一度危急，晋武帝招杜预入宫商议，但晋廷核心安稳，可以从容调度，安排将领、兵力与物资来处理。此外，刘猛起兵的目的亦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纪传中或称为“叛”或“举兵反”，《武帝纪》则作“叛出塞”（3/60），“出塞”指逃离西晋控制区返回草原，当是实情，不然不会从七年正月到十一月间没有活动的记载，《通鉴》用“寇并州”，亦表示是从境外进犯，这多半是因塞外秋冬粮草匮乏所致。从史载匈奴人动向看，不时仍有部众叛逃，返回塞外过游牧生活，却已非主流的选择。关于东汉南匈奴墓葬的研究也显示，墓葬形制、埋葬方式与随葬品组合上保留的匈奴风俗已经很少，与同期的汉人墓葬差别不大，贵族墓中更是如此，说明经过长期在内地的生活，习俗与观念上已逐渐与汉人趋同。宗教信仰与风俗相对于物质文化，往往更难以改变。这种趋同意味着他们在更深层次上接受了内地生活，这构成随着时间推移，南匈奴人甚少叛出塞的现实基础。
刘猛反叛前后，《北狄传》记载了三次匈奴诸部内迁，不论原因为何。除偶见部人叛出塞外，其他人发动的反抗亦未见云“出塞”的。即便是30多年后刘渊起兵，打着继承呼韩邪的旗帜，亦只是在中原地区征战，没有返回草原故地的举动。由于两百多年的入塞生活，匈奴人只不过是身份上的标识，他们早已是出生在农耕区，惯于定居生活的人，很难重返游牧生活了，成为拉铁摩尔所说的中间地带的居民。这一缓慢却关键的变化，成为刘猛起兵难以赢得五部匈奴普遍支持的重要背景，即便他身为右贤王，自号单于。
刘猛起兵旋起旋落，且身死兵败，史载过简。若他确为右贤王，年轻时也应在魏晋都城做质子，其父去世后才有机会回到五部任职。但洛阳的繁华、魏晋的天下并没有征服他，他更向往自己祖先的生活，不幸以悲剧告终。
刘猛起兵的目的，与30多年后的刘宣实不相同。刘渊或许印象没那么深刻，刘宣则难以忘怀，借助右贤王的名号，将其与匈奴贵族、昔日的辉煌联系起来，唤起刘渊的共鸣，挑起刘渊的斗志。抓住王纲解纽的机会，亦是基于对刘猛败亡的思考。刘猛虽死，他的经历在激起刘渊叛心上却颇为关键。
刘渊最终踏上反晋的道路，有自身不得志而积在心中的郁结，但因其一度获朝廷委任，并深得成都王司马颖的重用，个人的不满得以释放，难说有多少反晋的想法。走上此路，一是源于刘宣等人的推举与诱导，二是混乱政局创造的机会。经由刘宣等借助天道的点拨，刘渊突破观念上的束缚，意识到当时难得的契机，迈上起兵反晋的征程。
相较于南单于，刘渊作为质子也长期生活在洛阳，但他并非单于，最多只是和其他蛮夷胡客一道参加元会，不具备那么突出的象征意义，因而也有更大的自由空间，甚至也会被同乡的晋朝大臣们推荐给武帝，希望能委以重任，可惜数次均受到阻挠，太康之后方得担任左部帅，到了太康末才被委任为匈奴的北部都尉，干宝《晋武帝纪》认为后一任命发生在太康八年（287年）。此时上距咸熙中刘渊作为质子到洛阳，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次授官的背景，文献无载，或是某种常规性的安排。三年后，武帝死，惠帝即位，杨骏辅政，以元海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当与惠帝即位，各级官员普遍加号以示笼络有关。不过，封为“乡侯”，一般会有千户的封户，较之亭侯、关中侯秩级要高，不无对匈奴贵族的优待之意。据《通典·职官十九》“秩品二”中的“晋官品”，建威将军与乡侯同属四品，与领兵的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丸校尉同品（37/1004），也算颇为显赫。“五部大都督”或还是个临时性的职务，不过也赋予了刘渊统御匈奴五部的责任，显示了晋廷对他的倚重与信任，这应与他此前担任北部都尉的业绩分不开。
刘渊第一次离开洛阳，返回匈奴任职，直到元康（290—299年）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一干至少十年。史称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晋101/2647）。这段长达十年的任职经历，数十个字轻描淡写，放在人生中实则颇为漫长，对刘渊来说亦十分重要。一方面，这锻炼了他实际的管理能力，数年后，刘宣等之所以推举他为大单于，与部众在这几年中对他的了解分不开。另一方面，这也让五部部众与首领熟悉并接受了他。若史书的记述可靠，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声望已越出了匈奴五部，远播幽州与冀州，两地的儒生秀异之士都不远千里，聚集刘渊帐下。此处容有夸张，但若说全然无中生有，也是走到另一极端，从后来刘渊起兵后左右亲信的来源看，他赢得一些晋人的拥戴不假。
刘渊免官后如何进入成都王颖麾下，为其效命，不得而知。据《宋书·五行志一》，司马颖北上镇邺在惠帝元康年间，《晋书·惠帝纪》元康九年（299年）正月，“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代替河间王颙（4/95），起因是司马颖得罪了贾谧。此前他应一直在京师，刘渊与他结识应在洛阳。《刘元海载记》在“免官”后云，“成都王颖镇邺，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101/2647），未言时间，似乎是司马颖镇邺后不久所为。而《魏书·匈奴刘聪传》作：“永宁初，成都王颖表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95/2044）“永宁初”当是上表的时间，此刻司马颖已今非昔比，不再是被排挤到邺，而是与齐王冏、河间王颙等起兵消灭了篡位的赵王伦，控制了朝局，声望正隆，上表再度起用刘渊，不会遭遇什么阻力。授予刘渊的宁朔将军与建威将军同品，但向前了一位，尽管“行”并不是正式除授。监五部军事，恐怕是想借助刘渊在那里任职十年积累的名声人脉，来羽翼司马颖。但刘渊此时应该居住在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