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蔡馥生：南方人民银行的重要创建者

广东金融学会 · 公众号 · · 2024-10-12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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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广东金融学会微信公众号开设“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专栏，展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创金融新事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从峥嵘岁月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壮丽篇章！

蔡馥生：南方人民银行的重要创建者

图：蔡馥生

（ 1903-1994 ）广东揭阳人

求学期间

蔡馥生，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揭阳玉步村。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创办人和名誉院长。

蔡馥生于1923年考进厦门大学，1927年转入中央大学商学院，1927年8月商学院会计专业毕业，获商学学士，即由学校介绍到浙江省经济委员会工作。不久，考入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从学校到社会，他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国民党统治阶层的反动和腐败，致使广大劳苦群众遭受剥削和压迫。在这期间，他受杜国库同志的启迪，使他认识到要改造中国社会，解放中国人民，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毕业后至抗日战争前

大学毕业后，蔡馥生由学校介绍到浙江省政府经济委员会工作，不久考进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这期间，蔡馥生继续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目睹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同时，受杜国庠同志的影响，蔡馥生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全中国。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在民族危难之际，蔡馥生毅然辞去被称之为“铁饭碗”的上海储金汇业总局工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蔡馥生在上海一方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另一方面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经济，先后参加了社联党团工作和《社会生活》周刊、《正路》半月刊编辑工作，并为《新文化》月刊撰写文章，写了《计划经济》和《动荡中的中国农村经济》两本书。在书中，蔡馥生指出，中国只有推翻三座大山、赶走帝国主义、消灭封建生产关系，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全中国。

1933年8月，世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上海召开会议。蔡馥生因参加欢迎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筹备活动，在上海被捕。

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蔡馥生从南京监狱无条件释放。到上海，与刚从苏州监狱释放的许涤新同志会合，由党组织派到嘉兴战时服务团任教官。因日寇在金山登陆，战时服务团无形解散、他们辗转到武汉参加《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工作。在此期间，为适应抗日需要，写了《救亡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供后方救亡团体当教材用。1938年象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恢复，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蔡馥生调第三厅担任国内宣传工作，还兼任《孩子剧团》的政治指导员，领导孩子剧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为纪念抗战两周年，蔡馥生在纪念刊写了《记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战》一文，阐明必须实行减租减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支援长期的抗日战争。

皖南事变后，为了加强我党在东南亚侨胞中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工作，协助陈嘉庚先生及爱国侨胞的爱国抗日运动，周恩来同志决定派蔡馥生去新加坡工作创立《南洋通讯社》并任主编，每周发稿两次，发送世界各地华文报社，报导南洋华侨爱国运动、支援抗战和南洋华侨的经济教育情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加坡抗敌后援会，担任宣传工作。不久新加坡沦陷，蔡馥生与胡愈之、王任叔、郁达夫等人流亡到马六甲海峡小岛上，随后又赴苏门答腊等地，为解决生活问题和掩护自己，在印尼各地创办肥皂厂、香烟厂、饼干厂等。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蔡馥生到印尼棉兰参与创办《民主日报》、南洋出版社、华商印书局等工作，担任《民主日报》副刊编辑和《新南洋》的编辑，以及南洋出版社社长，利用这些报纸与出版机构，大力宣传我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团结爱国侨胞，培养一批爱国青年为骨干，推动当地抗日爱国运动。同时出版了一批小学教材，创办了苏东华侨中学，促进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应胡愈之的电邀，蔡馥生回到新加坡主持中国新闻社办事处工作，并为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撰写《哲学漫谈》(连载)，为《现代周刊》撰写《经济学漫谈》(连载)，以系统的、通俗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了更好更有力地积极地支持陈嘉庚先生和进一步团结爱国侨胞和进步势力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开展爱国运动，蔡馥生参与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的组织领导工作，协助胡愈之创办《商侨日报》和《南侨晚报》。

1948年7月，英国殖民主义颁布紧急法令，先后封闭马来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各地办事处，捕捉有关人员。蔡馥生离开新加坡到香港，担任中共南方分局财委会委员兼秘书，同时参加《大公报》工作，主编《经济周刊》，介绍国内解放区工商业政策和马列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的所谓管理货币理论。另一方面，他在《群众》周刊发表了《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一文，认为华侨经济是中国民族经济的一部分，他们过去支持革命，在中国解放以后也一定能继续支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

1949年初，解放战争形势发生质的变化，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直下江南。中共南方分局为适应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华南的需要，同时华南各解放区已逐步扩大，联会成片的情况，决定成立南方人民银行，发行南方券，做好粮草供应，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蔡馥生奉调，担任南方人民银行总经理，并担任中共南方分局财委主任。1949年4月下旬，他进入潮梅解放区，在与《团结报》记者谈话和《论目前的经济战》一文中，明确指出当时在华南地区流通的约五亿港币，掠夺了我国人民价值达五亿港元的物资，冲击了我国市场，必须把它驱逐出去，抢回物资。同时，阐述了我南方人民银行的基本任务，发行方针，外汇管理，外贸管理和沟通侨汇等政策。短短几个月内，南方券统一了潮梅大部分地区的货币流通，驱逐港币，改变了以物易物的落后局面，保证了南下大军的粮草需求。

建国后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蔡馥生回到广州，担任广州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废寝忘餐地领导广州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工作。接管工作结束后，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分区行兼广东省分行领导工作，并兼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理，主要负责业务工作。在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下，他发动广大干部青年学生进行驱逐港币斗争，对倒买倒卖金银贩进行取缔，在各地地方政府领导和配合下，设立各级人民银行机构，配备干部，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

1960年，陶铸同志为加强广东马列主义教学工作，决定在暨南大学增设经济学系。为此，省委抽调蔡馥生担任经济学系的领导。当时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又无教材，他与赵元浩同志二人负责编写教材，边写边教，同时四处物色人才和培养师资。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从一个经济专业扩大到政经、财贸、外贸、会计、工经五个专业，学生人数八九百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1978年暨大复办后，经济专业又随形势的发展，扩大到7个系。1980年成立经济学院，蔡馥生担任第一任院长，除负责教学行政工作外，还兼任经济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后他退居二线，任名誉院长，还兼任研究生导师，1986年离休。他离休后，仍时时处处关心经济学院的教学行政等工作。

蔡馥生除校内担任职务外，还担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编委，广东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广东经济学会顾问，物资经济学会和商业经济学会顾问，广州国际金融学会和商业经济学会顾问，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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