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生成、外部构建与群际互动:青年亚部落生态形成的三重线路——基于某高校学生团体田野调查的分析

一、引言

1.问题的提出

有过在我国大学生活经验者对于高校里的诸多学生社团和组织当不陌生。许多同学在这些团体中遇到了心仪的伙伴，学到了有用的技能，获得了难忘的记忆。对于一个拥有社团经历的同学而言，社团生活往往成为其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大学内的学生团体也提供了一个开展集体活动的平台，同时，其中的诸多团体都拥有较长的历史，有着独特的集体记忆，这些都为一种群体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

高校内诸社团、组织的形态对于大学生精神观念的形成或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展开研究便尤为必要。据笔者的调研，大学里的诸多组织都或多或少以某种技艺或知识为核心展开，即便是行政性较强的组织，如学生会，期待在里面学到新知识也是一些成员加入的重要理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的学习、相关知识的呈现与传承便成为影响社群生态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切入口。基于此，本研究拟讨论的问题是:技艺的传承方式在何种意义上 塑造了青年社群的形态，对青年群体文化的生成又有何影响?立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这种青年群体文化与发源于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又有何异同?

本研究主要基于对线下高校社群的田野调查，不过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也将引入其他的参照对象。参照对象主要是其他形式以技艺为核心进行组织的线上、线下的青年群体，有时也会对某些群体中技艺传承的环节进行单独讨论。

2.基础概念与理论背景辨析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并非所有类型的青年群体，而主要是“以某种技艺或知识为核心”形成的组织或团体，对于所涉及的核心业务技艺性不强的群体，本研究也将主要强调它技艺性或知识性的一面。对于该种类型的群体，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约翰·哈特利与贾森·波茨将其称为“亚部落”(deme)。在他们看来，所谓“亚部落”是由文化造就的、具有创造知识能力的群体。“创造知识的是群体，通过与其他群体的互动，群体创造知识。文化造就的群体是创造知识的群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亚部落’，亚部落由语言和故事等元素组成”[1]。这一概念强调了群体知识生产、文化创新的一面，基于此，笔者将以“青年亚部落”(youth deme)一词称呼本文的研究对象。此外，这些群体或多或少也具有趣缘社群的性质。所谓“趣缘”，是指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是相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趣缘社群自然是指“通过‘趣缘’联结成员的社会群体组织”[2]。在趣缘社群中，共同的兴趣是形成群体的要素，围绕这一共同的兴趣也有很大的可能形成“创造知识的群体”。但这一“兴趣”并不必然具有知识性，同时，围绕共同的兴趣进行的交流固然有可能是知识性的，但也有可能是情感性的。笔者曾在调研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个围绕BJD娃娃(Ball-jointed Doll)即“球型关节人偶”为兴趣点形成的趣缘虚拟群体。“养娃娃”是群体成员的重要活动，主要包括请人为娃娃画脸、制作娃衣、拍摄并发布娃娃写真等。围绕衣物的制作等工艺实践活动，有可能形成相关工艺的知识群体。但更多时候，分享自己所养娃娃及其周边物料要更为常见。即相较于获取相关技艺和知识，社群成员似乎更多的是满足于实现在同好间的分享欲。基于此，笔者选择了“亚部落”一词以称呼本研究的对象，并借由该术语强调研究对象中技艺传承、知识生产的一面。对某一概念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其背后的整个理 论脉络，对“亚部落”一词的使用也很难回避讨论该术语在哈特利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在哈特利理论体系中，亚部落的概念在论述“文化科学”这一新的理论构想时生发。作为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对话者，哈特利试图借此概念回应既往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如青年亚文化问题、地方性问题、创造性的推动力问题，继而重新界定“文化”这一基础概念。但“文化科学”的理论构想并非仅仅指向一种新的“文化观”“创新观”，还蕴含着一种新的学科构想，意即“建构一个通用的模式，以显示文化如何运转，何为文化功能，同时又显示如何分析在众多地方差异的语境下文化的运行机制，以建构一个通用的模式”[3]。若放在“文化研究”的脉络中，哈特利的意图在于试图超越“文化研究”的既有框架，改变其重视立场的研究方式，促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知识”。在这个理论体系内，“亚部落”的概念是核心关键，“理解文化科学的正途是，首先要理解‘亚部落’，亚部落才是理解文化科学的钥匙”[4]。文化则被视为一种促成文化进化、传承的机制;亚部落被视为外化的“知识单位”和“文化载体”[5]，在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从整体上而言，这一理论进路也符合本研究的问题指向，即知识传承如何塑造社群生态。但本研究无意全盘接受“文化科学”的理论设想，也无意完全套用“文化科学”的理论阐释现实经验，而是希望立足具体经验，与既有理论展开对话。

目前学术界对于国内大学校内社团的研究尚不多见，既有研究的侧重点仍在于校园内外的诸多青年亚文化现象。高校内诸社团、组织的文化也属于青年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相应的理论范式。但相较于较盛行的源于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所针对的研究对象，高校内的社团文化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对象是英国战后的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有着一种较为紧张的关系。英国青年亚文化试图抵抗主流文化，但是由于缺乏文化资源，所以又往往调用既有的文化资源进行自我表达。这使得他们既存在着“抵抗”的姿态，又有着被“收编”的危险。概而言之，伯明翰学派视野下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已经被“重构”过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斗争”[6]，是重要的理论线索。高校内诸亚部落和大学秩序间有时也会存在某种紧张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类似亚文化的形态，但这并非高校青年亚部落的基本面貌。从组织架构而言，高校内的所有社团都需要备案，有上级主管部门，有时还会配备指导教师。在开展活动时，这些社团需要与学校的各个部门打交道以争取校内资源，有时也会负责校内一些活动的承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高校内的各个社团更接近权力的延伸，只不过根据社团的不同性质，它们与权力的关系有所不同。应对不同类型的秩序，如行政秩序与教学秩序时，它们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高校青年团体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所身处的是一种“准熟人”的社会。一方面社团规模较小，成员间相对熟悉。另一方面，各社团之间彼此也较为熟悉，这使其能够相对容易地确定本社团在群际间的位置，从而影响其群际交往的方式。

3.本研究田野调查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和案例主要来源于两段田野调查:

(1)首先是一段长达约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经历(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笔者在这段时期担任某高校学生社团的指导教师职务。该团体为一个学生媒体组织，笔者在担任指导教师期间，承担了组织架构设计、日常业务安排、成员技能培训等各方面的工 作。在任职期间，笔者有意识地对组织进行了观察，并保留了较为详尽的工作记录。该组织成员数目多有变动，后期稳定在30~40人。至最后由于业务调整，部门被合并时，组织成员为47人。在后文谈到该组织时，笔者将其称为A媒体。

(2)第二段调查是针对校内多个组织的田野调查，约持续3个月(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在此期间，笔者对多个组织的代表及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个别的访谈通过“聚焦组研究”的方式进行，即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7]。直接的访谈对象共20人，个别成员进行了多次访谈。每个成员的访谈时间最终为1.5~2小时不等。这段调查涉及十数个校内社团或组织，人数规模从数人至数百人不等，总人数在700余人左右。在后文提到单个的人员和各组织时，将采用化名进行称呼。

所使用的参照样本除单独标明出处外，主要源于笔者的网络田野调查经历。

针对对象为线上青年社群的互动现象，较为集中的时间约为3个月，时段在2020年2月至5月。

二、技术力量与社群形态

技术并非一种中立的事物，它有其适用的倾向以及预设的使用方式，会形成特定的效果，或者说，存在一种技术逻辑。技术也并非一种孤立的事物，对它的习得需要环境、媒介以及相对固定的培训方式，这些会共同形成一种文化机制。在群体中习得技能的过程也是建立集体认同的过程。“‘训练’并不是简单的学习问题;它首先是建立起群体的身份，在群体中集体性地完成技巧”[8]。技术逻辑与文化机制，是技术对外施加影响并形塑社群的两种重要方式，也是本部分内容讨论的重点。

1.内在“生成”与外部“构建”的双向线路

技术逻辑会影响、引导人的行为，使得在整体趋势上人的行为体现出某种一致性，最终呈现出某种特定的、共同的行为方式。这种共同的行为方式会造成特定的后果，在感知层面给人以特定的群体风貌，从而被概括为一种被称为“文化”的事物。当然，人在使用技术或某种工具的过程中有可能违背技术本身的逻辑，但这不能用以否认技术本身的秩序性与规定性。正如砖头本身用以建房，这不妨碍它在特定时刻可以用来敲打重物。但这不能否认砖头更适用于砌墙，在敲打重物时并不好用的现实。按照这种推断，在一个知识、技术型的团体里，它们赖以形成的知识、技术本身的类型会对个体乃至群体形态形成很大的影响。以上理路概而言之是强调技术逻辑对主体的影响，这种思路并不新鲜，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学者，波德里亚等法国左翼学者，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海德格尔以来直至唐·伊德的技术现象学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问题。具体到我们所讨论的对象上，在高校青年亚部落中，其所持有的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有所塑造，但并不明显。本研究更想强调的是技术逻辑的展开对群体形态的影响。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这一过程中青年亚部落会受到多种逻辑的影响，它们的冲突成为影响群体形态的重要因素。

高校青年亚部落固然有着极强的知识群落属性，但其建立的初衷往往有着较为明确的功能属性，比如诸多校园媒体，往往承担着校内新闻采写与报道的任务，而非仅仅是为了新闻采编技能的训练与相关学术知识的探讨。技术逻辑与功能逻辑的冲突是亚部落形态的底色。16号受访者是该高校某单位的学生助理，该单位主管多个社团。故而，他对校内的许多团体都较为熟悉。在访谈中，他着重谈到了C组织与技术的密切关系。C组织是一个以视频产品产出为主的组织，在该领域具有长久的技术积累，相较于校内其他学生团体一直存在着技术优势。但是在2020年左右，在主管部门的要求下，C组织经历了一次改组，自此以后，其技术优势不再明显。这一点被多个采访对象所提到。在16号受访者看来，这不仅仅源于组织架构的更迭形成的“阵痛”，更在于技术逻辑产生了变化。改组之后的C组织面临着更为紧凑的工作程序和严苛的审核流程，这与视频生产需要的长周期与宽松环境格格不入。同时，设备与发布平台的更换也使得既往的知识积累大打折扣。每一个发布平台都有着不同的机制，并自带不同的素材体系。平台的更换并不仅仅意味着同样的内容更换一个发布的场所，还意味着需要为新平台配置新的技术力量，设计全新的符号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的技术积累、人员培训方式、组织形式都必须进行大规模调整。

在一个以技术为核心组建的团体里，社区的形态往往会极大程度上服务于技术逻辑的展开以及内容的生产。C组织是一例，笔者曾指导过的A媒体也是一例。作为一个内容生产组织，A媒体的所有部门都与内容的类型相对应，所有的训练方式也与自身的内容相匹配，这种架构的搭建方式是自下而上“生成”式的逻辑。如前所述，还存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从外部进行“构建”的逻辑。在高校内的学生团体并非处于一个完全自发生长的环境中，而是服从于学校整体的规划。这些团体往往被预设一些需要担任的功能，这是构建式逻辑产生的主要因由。这种情况下，功能性的群体身份由秩序赋予，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群体身份则难以生成。这两种身份也被曼纽尔·卡斯特区分为“认同”与“角色”。在他看来，“与角色相比，认同是更稳固的意义来源，因为认同涉及了自我建构(self-construction)和个体化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认同所组织起来的是意义，而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function)”[9]。既然文化身份关乎“意义”，便很难由外部力量强加，而只能通过符号、叙事与共同记忆获取。卡斯特认为，“认同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10]。哈特利更是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切转变都通过讲故事而得到提升和稳定”[11]。

与权力和相应秩序的接近程度亦是影响群体生态的重要原因。与权力和秩序越接近的群体，受到外部构建性力量的影响越大，但这并不一定会表现出与技术逻辑或者群体自身特性的冲突。在与权力最接近的群落中，群体往往直接成为秩序的一部分，其他的内容存在的空间很小，冲突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在完全边缘化的群落，这样的冲突也很小。冲突最明显的是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的群落。当两种逻辑产生较大冲突时，集体行动的目标感与意义感便会丧失明确性。这是学生团体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C组织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近期的困境固然存在着改组后“阵痛”的一面，但产品逻辑的被忽视是很多业务推进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在C组织的两任负责人口中都得到了证实。

相较而言，教学秩序与技术逻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兼容，同学们可以在社群内实践并应用课堂知识。比如校内众多的媒体组织可以为校内相关专业的学生以及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其他专业的同学提供实践性的平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二者不存在冲突。若仅以产品为中心，出于产品生产的效率计，应尽可能实现分工，取成员之所长，但这会使部门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产品的工具，缺乏全面发展的机会。给成员最大的换岗自由度会使得成员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但会牺牲产品生产效率。这个层面体现出的则是产品逻辑与教育逻辑的不同侧重。

2.技术传承的微观机制

招纳新人、传承技术是高校学生社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能否得到期待中的知识也是诸多学生加入或离开某组织的重要动因。围绕着技术/知识的传承方式，往往会形成一些重要的机制或惯例，对群体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一般而言，共享资料库、集体培训/会议、老带新是常见的几种知识传承方式，在实际的操作中，这几种方式往往是并存的，某种形式也往往会同时具有多种方式。

B部门是该校一个以广播业务为主的组织，1号受访者是该组织的负责人。在访谈时，她提到她经常通过部门通信群查找学习资料。通信群既是交互平台，也是储存、积累信息的仓库。更常见的资料库是各部门自己历年来发布的产品，除说明部门自身的产品风格、特征等信息以外，还是部门的符号表征。成员可通过对部门产品库的学习加深集体认同。这一点会在后文详述。

B部门的常规训练方式是每周的例行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将播放每个人的作品，各成员彼此之间相互点评，从而使参与者的业务能力能得到较大提升。除了纯粹的技术探讨，类似的场合也制造了成员互动的机会，或能在成员之间起到建立情感联结的作用。但互动的形式与程度也至关重要，1号受访者曾提到，部门内并非所有成员都能接受这样的点评。一些更极端的案例出现在两个行政性相对较强的社群内。曾在I部门工作过的6号受访者提到，在培训过程中需要使用设备，而可供使用的设备有限。在培训时，负责人在教室前端演示，多数成员都无法看清，这使得培训效果很差，且后来面对请教，负责人态度不善，这让6号受访者颇为愤慨。该部门日常要求也颇为烦琐，如每周需开会复盘，发言严格限时一分钟，超时或不足时均会被批评;该部门的产品制作也需要旷日持久的修改，一件产品往往需经过3~4层的审核。这些原因的累积使她最终退出该部门。在H部门担任过负责人的2号受访者提到，在作为成员时，曾有过一份邀请函修改24遍的经历。类似于这一类的群体，其整体的氛围是相对压抑的。

不过一些历史较悠久、机制较完善的组织确实能借此营造强烈的集体认同感。18号受访者负责的E组织是一个近180人的校级学生组织。该组织实行“老带新”的传承方式，同时每当老成员离去时，他所带的徒弟会将他的所有作品装订成册送给他作为临别礼物。在举办一些大型活动时，一些已毕业的老成员也会回来和在校成员互动，有时还会在业内提供支持。这种长效机制的存在使得在校成员能够获得更强的历史感，而一种集体的文化精神也能够穿透时空，形成更强大的文化辐射力。“老带新”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在工厂以及一些传统行业中，它被称为师徒制。由于带有生产的性质，青年亚部落与工厂内的师徒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所谓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通过完成工作任务获得技能经验，因而它是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12]。但不同之处在于，高校青年亚部落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存在工厂工人之间常常存在的利益冲突，如职称、待遇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不存在劳资关系带来的“劳动安全”的问题:劳动安全包括工作安全与薪酬安全两个部分，即雇佣关系的稳定与薪酬水平的稳定[13]。当然，学生们之间往往也存在着校内各种资源的竞争以及团体内职位的竞争，只是在高校内这种竞争往往存在于同一级之间，而“老带新”的制度一般是上一级带下一级，这最小化了师徒间的直接竞争。

根据笔者的调研，从大的制度层面而言，各种类型的培训机制，可能种类都大同小异。让各个组织的整体风貌形成重大区别的或是更为微观的层面。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些培训方式都带有戈夫曼所谓“日常接触”的性质。“日常接触”或称“专注性聚集”，在戈夫曼看来，“对参与者来说，它涉及一个单一的视觉与认知的注意焦点;一种相互间愿意进行语言交流的明朗态度;一种强化了的相互行动的关联性;一种眼对眼的生态学意义上的意见交换—这种意见交换使一个参与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审查另一个参与者对自己的监视”[14]。在这种情境下，参与者的行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其行为处于他者的审视之下，而参与者行为受到的反馈如何会决定参与者的认同感。在日常接触的情境下，“参与者的存在就往往能够通过表现性的符号得到承认或认可”[15]。训练活动提供了足够多的日常接触，如果在微观的社会互动层面，参与者受到的负面反馈居多，没有获得足够的承认，便很难对集体产生认同。

三、群体之外:群际互动与想象的共同体

1.在群际互动中确证自身

集体认同的获得并非与生俱来，而需日积月累。“生成”与“构建”是获取外在整一身份的两条重要途径。在群体之外，群际互动是形成集体身份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其逻辑既有可能是生成式的，也有可能是构建式的。自2020年2月末至2020年5月，笔者做过 一段为期约3个月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在这段时期，某青年演员的粉丝团体与诸多网络亚文化群体在各网络平台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据笔者的观察，在旷日持久的高强度论战中，诸群体都通过刻画对方的特性来确证、构建自己的身份。个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确证自身，群体也是如此。这一点在网络亚文化群体中适用，在校园诸群体中也有体现，甚至更为显著。

高校更多的是一个群际间的“熟群社会”，各个社群间往往彼此知晓，更容易形成映照。对于技术文化较为突出的社群而言，业务相似的其他组织往往成为他们定位自身的参照系。如1号受访者在提到同校与自己的部门业务相类似的另一部门时特意指出了这两个部门的区别。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一个大社区内部的小群落之间是存在生态位的，生态位相似的两个社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努力定位自身，构建自身群体的不可替代性，这在文化需求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的必要。但技术特点一旦形成，便容易围绕它产生差异感，进而区分他者，产生认同。这里依然存在一种技术对于群体成员的塑造过程，只不过由于高校社群成员流动性很强，这种塑造往往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仅仅表现为一些行为方式或是个体性格与技术特征的相互塑造。如在B部门里有着众多的栏目，各个栏目的基调和特性都彼此不同，其负责人认为，成员性格及其所属的栏目之间的匹配关系是较为明显的。

群体间也会存在直接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关乎对某件事的主导权，最终决定了己方群体的活动空间，标定了己方在群际中的位置。如A媒体在报道校内新闻的过程中多次与校内其他群体就新闻的报道权产生摩擦;在A媒体的成员应邀出访某活动并形成稿件后，又会因为发布渠道产生争议。A媒体的成员往往坚持将稿件刊发在自有平台上，因为他们认为那是 “自己的”平台。更典型的例子来自2号受访者的陈述。在她未成为本部门负责人时，前任负责人跟她描述了与其他群体的传统关系，详细指出了一些活动的传统主导权的归属，并且要求某些传统活动的主导权一定要把握住。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而言，2号受访者从前任那里获取到的信息也称得上是一种知识，不过相较于知识而言，这个环节更重要的是权力传递以及部门传统势力范围的划定。对于某一任负责人而言，失去了这些活动的传统主导权，有如古代的君王失去了祖先的领土和权杖。这有可能造成该部门在校内社团圈子里话语权的长久流失。而2号受访者讲述的这段经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群体叙事。通过这一叙事，群体标明了与其他群体间的边界和关系，也叙述了群体权力传承的轨迹。

2.符号体系:共同体想象的媒介

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问世以来，“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便被广为沿用，其范围早已超出了安德森的使用对象。安德森之所以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16]。这一点针对一些规模稍大的群体依然适用，那么针对较小的群体和组织，又是否适用?

根据笔者的访谈，许多受访者谈到对所在社群的感受时，会带有很强的具体性，很多时候，他们加入一个社群、铭记一个社群只是因为其中有他们的好朋友，而很少会从抽象的整体层面构想整个社群。这是由校园社团的规模决定的，一方面群体之间彼此熟悉;另一方面，认识全部或大部分成员并非一件很难的事。这使得校内社群并不完全适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但也有受访者提出相反的观点。13号受访者认为:爱一个整体一定是爱一个抽象的事物，某几个人之间具有深厚的感情那只能说他们彼此交情好，并不能推出其因此便对这个群体有认同感。按照这一看法，个体对于集体的认同一定来源于一种抽象性。不过也并非全然如此，群体内个体之间的情感羁绊或不能完全独立于群体之外。某个成员可能因为对其他成员的深厚感情、对于某一具体细节的感触而产生集体的认同，但这些具体的人和事依然是社群中的人和事，他们并非孤立，而是具有高度的社会情境性。在社会学家戈夫曼看来，情境(situation)是“人们聚集时总体的空间环境”，而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则是指“人们彼此靠近时，往往以参与者身份聚集”[17]。在这种理路下，情境是社群抽象精神的具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