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足够关注宏观经济领域的新闻，最近一年，你会频繁听到一个名字，经济学家——
辜朝明
。
在中国，他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
资产负债表先生
。
辜朝明
辜朝明在野村证券工作了近40年，曾亲眼见证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
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又因《大衰退》一书解释了“大萧条”这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而举世闻名。
去年6月，辜朝明在香港时曾指出：
中国可能正在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建议中国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上，而是应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财政刺激上，以保持经济正常运转。
引发了国内经济界的激烈讨论。
继著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之后，辜朝明在新书
《被追赶的经济体》
中，将研究视角从日本扩大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其中也包括中国。
近日，阿信邀请辜朝明先生做了一场对谈，他表示，
虽然当前情况比较棘手，但中国的情况要比30年前的日本好得多
。
但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
资产负债表衰退机制会很快扼杀经济发展
。
此外，针对日本经验对中国解决问题的启示，2024年全球经济形势的走向等问题，辜朝明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考。
在对谈的最后，辜朝明说道：“关于2024年的中国，我想说的一些肺腑之言。”
以下，是阿信为你整理的文字精华。
“被追赶的经济体”和“资产负债表衰退”，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在于缺乏投资，而不是缺乏储蓄。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候，泡沫会破裂，在泡沫时期许多人贷款时意识到，负债仍然存在，资产负债表大幅缩水，于是开始修复资产负债表。
在个人层面上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当所有人同时这样做时，我们就会陷入合成谬误
（指一种“分别看对，但合成后不一定对”的谬误，即对局部而言正确的东西推广到总体不一定正确）
。
在个人层面上正确的行为，会在群体层面，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影响到每个人。
因为在国民经济中，有存款，就要有借贷和消费，但是在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即使是在零利率的情况下，许多人仍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所有安全的资金最终都进入了金融机构。
因为没有借款人，所以资金无法流通出来，这就是导致经济衰退愈发严重的原因。
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情况并没有日本那么严重，目前情况的确如此，然而未来如何我们尚且无法确定。当人们开始改变行为，试图从利润最大化到债务最小化，这种转变将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
当日本从1990年起，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潭后，许多人开始发表言论称，在过去50年的时间内，日本土地价格从未下跌过，这只是暂时的调整，土地价格最终会得到回升。如果人们如此认为，事情将不会有所变化，经济仍在向前发展。
也许一两年之后，他们会意识到，那些价格涨势如此疯狂，永远也不会降下来了。当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继续消费，并且停止借贷，这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真正停止的时候。
如今，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相信房价会从现在的基础上持续上涨，所以我猜很多人会说，不但不会持续上涨，反而会降下来。即使暂时还未下降，但如果人们开始觉得，我们的房价已经见顶了，房价就要开始下调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确保你的财务状况良好，就需要减少你的债务，如果企业开始减少债务，那么结果将是：
即使资产价格仍然相对较高，但企业不再像过去那样借贷。另一方面，家庭部门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仍在进行储蓄，最后仍将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结局。
在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人口还在增长，人们便会相信房价仍会上涨。到时根本无需担心人口问题，因为日本人口直到2009年才达到峰值，那是泡沫破裂后的第19年。
但是在中国，人口萎缩和泡沫破裂，都发生在同一年。这将会影响人们对房价持续上涨的观点。如果他们认为除了那些一线城市，其他城市的房价会由此下降，他们可能真的会减少债务，或者停止借贷，这才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真正的开始。
所以，
认知才是关键
，不仅仅是对目前价格的认知。另一个方面是，我反对结构性改革。
因为许多人认为，当时日本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阶段，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在当时并不存在。
当时，政府尝试宏观财政政策，但是没有任何成效，他们试图将利率降为零，但经济方面没有任何回应。
从这两个举措来看，他们认为，如果传统的宏观政策不起作用，那必须进行结构化的改革。
于是，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来解决日本和2008年后欧洲在结构性上的问题，然而成效甚微，经济持续疲软，问题持续增加。
只有适当的财政刺激发挥作用，情况才能稳定下来。如果问题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恐怕财政政策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
当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泡沫破裂后，不仅会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状况，还会出现银行危机。
在银行危机发生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发挥巨大作用。当我在纽约联邦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不得不去研究1987年的美国银行危机，我必须作为管理者，去推动日本的银行业改革，因为在1997年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银行危机。
当银行危机发生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中央银行本身行使贷款人功能，整个系统可能就会迅速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实行货币政策。
事实上，中国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除银行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中国的流动资金情况，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实际获得的贷款资金规模。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是从大概2016年开始减少贷款的，他们持续减少贷款，直到新冠暴发，我发现这种现象令人极度不安。
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在国际背景下，依然非常具有竞争力，中国人仍然愿意非常努力地工作，愿意非常努力地学习。
综合以上因素，中国企业应该增加其贷款以扩大工厂规模、扩大市场，将他们的业务开展至世界各地。但是中国国内的可流动资金表明，实际上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企业缩减贷款，甚至在新冠爆发之前，几乎不再贷款。
根据可流动资金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家庭部门持续存款，存款金额可占GDP的10%，而那些曾经从这部分资金内贷款的企业却在2016年前后开始减少贷款，甚至停止贷款，那么麻烦就降临了。
我认为造成地方政府问题的原因正源于此，如果家庭部门仍在存款，但企业并没有进行贷款，那么，政府不得不去成为借款人。中国政府确实在这样做，尤其是地方政府，来维持经济向前发展。
结果是，如果将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综合起来，几乎相当于其GDP的78%。这恰恰说明了，私营部门的贷款规模甚小。
中国在2015年和2016年发展非常平稳，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这些企业应该去贷款，它们应该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直到2015年前后，中国企业家可能有过项目计划，比如每年会有五个新的项目计划，但是有了这些附加的复杂情况
（监管的不确定性，地缘性政治问题，也许还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令他们开始不再执着于之前那五个项目，也许他们只会专注其中两个，那么他们仍会去贷款，并投资在那两个项目上，但是放弃另外三个项目。
因为这三个项目只是存在于企业家的头脑中，外界无法得知，我们无法看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事实是，这些企业停止贷款，减少贷款。
这个环境下，人们变得更加谨慎。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
但是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借款并使用了大量资金，这就是泡沫出现之前，经济在外界看来相对较好的情况。但如果细致分析，可以看到从2015年到新冠暴发期间，主要是政府在增加借贷。
这就需要结构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如果许多中国出口商制造商认为，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他们就不会想扩大工厂规模、扩大劳动力需求。
如果有那么多人认为，我们在同一时期的投资将会减少，消费水平会降低，经济就会增速放缓。但这样的结果将是：
企业部门没有足够的信心，而现在泡沫已经出现破裂的迹象，这就使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
有时，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与对抗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措施是相互矛盾的，为了对抗资产负债表衰退，需要政府支出，这实际上可能会推迟某些结构性改革举措。因为有人会认为有政府为我们撑腰，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情况，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相矛盾的情况时，你应该去做什么？
我认为，如果中国正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潭，人们开始减少贷款，即使贷款利率很低，这将会迅速地严重损害经济发展。
美国在1929年到1933年间的大萧条中，损失了46%的GDP，因为政府并没有处理好私人部门过多的存款。
所以，
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很快扼杀经济发展，即使财政刺激可能不利于结构性改革，我还是会建议中国政府这样去做，只有这样，经济才能稳定发展，而不会衰退成大萧条时期那样的情况。
一旦经济趋于稳定，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还有监管不确定性的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有些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你不仅要去说服中国方面，美国方面也必须被说服，因此我反对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是，太多人用它来对抗资产负债表衰退，然后就会以失望收场。
例如，今天的日本，当提到结构性改革这个词，不会有人再去理会，因为过去许多届政府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他们说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就无法增长，所以他们进行了许多结构性改革措施，但是仍然没有经济增长。
如今，当你谈到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时，人们会对你嗤之以鼻，认为政府答应过这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并无成效。
这非常不幸，因为如今日本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已经解决，这是在大概2012年、2013年左右解决的，现在日本需要的恰恰是结构性改革，如今却没人愿意再去实行。
我们不希望中国最终陷入那种境地，所以，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给予财政刺激稳定经济，当经济稳定下来，再调动资源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但如果出现了银行危机，监管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房地产开发商破产，人们没有能力去支付账单，中国银行体系的问题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即便如此，对于银行部门来说，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如果想要解决银行问题，手段就要强硬一些，还需要求银行拥有良好的资本市场，良好的资本比等等。
如果同时采取这些措施，银行将无法提供贷款，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这将扼杀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最终扼杀整个银行体系，所以这里存在一个短期矛盾和一个长期矛盾。
在短期内，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放松对银行的限制，尤其是对银行的资本限制，这样银行才能继续提供贷款，以确保经济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必须加强监管，确保银行有足够的资本，为未来承担更多风险。
首先实行什么政策，而后进行哪项举措，对中国政府的未来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即使政策本身是正确的，也不能在错误的时机去实施，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或银行危机中，这些行为，都将导致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个人层面上正确的决策，在宏观层面上可能就完全错误。
无论“平庸”这个词是否最适合描述新冠暴发带来的冲击，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一些冲击造成的问题是可以在2024年之前得以解决的。
关于地缘政治问题，中美元首在旧金山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中美关系的恶化。
如果这些地缘政治问题得以控制，2024年应该是积极而有建设性的一年。不幸的是，美国正在进行选举，目前看来，任何亲中的政客都将受到打击，这就是美国目前的环境。
这意味着，即使在表面之下，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双方都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恰恰因为双方都不能在公开场合表示友好，在此期间，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有所改善，直到一些真正积极的事情发生。
但两位领导人会在旧金山会面，并进行了长时间讨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两人在场，那么我认为这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可能会开始有所改善，这对2024年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
因为这分散了中国和世界许多地区经济增长的注意力，所以我希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而
对于中国，财政刺激政策的第一个领域是完成所有已出售但未完工的住宅楼建设。这将增强政府自信心，去帮助那些付了钱却没得到房子的人。
同时，政府可信度也将大大提升。政府并不需要拯救房地产开发商，但政府应该确保那些支付了房款的人，最终都有房住。这将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
我想要说的另一件事是，
有句俗话说，如果你阻止了危机，你将永远不会成为英雄。
因为要成为英雄，必须先有危机发生，然后你去拯救陷入危机的人，就能成为英雄。如果你看好莱坞电影，剧情总是这样的，主角预言了一场危机，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最终人们陷入危机，然后主角拯救了幸存者成为一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