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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的文章《
几个不寻常的信号
》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我
们简单回应一下。
目前争议最大的点在于既要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带头“搞经济”“拼经济”，又要压缩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也即限制举债和加杠杆，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再换个简单的说法，如果不举债、不加杠杆、不引入社会资本，靠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国企、城投平台的自有资金能撬动那么大的投资体量吗，在消费和出口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能通过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吗？
以天津为例，今年的任务是要落实2万亿的项目，但80%都需要社会资金的参与，如果还是严格控制国企和城投的融资，不允许加杠杆、扩大债务规模，这个目标如何才能实现？
再以广州为例，今年定的目标是GDP增长不低于5%，包括了“2600亿基建，1800亿城市更新，1800亿工业投资”，靠国企和城投自己出钱能实现吗？肯定不行。
可能很多同行会认为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可以通过融资出表的方式加杠杆，比如国企或城投主导、发起的基建基金、城市更新基金等，由社会资本认购基金份额，可问题是如果没有高评级主体的份额回购承诺，社会资本真的敢进入吗，或者社会资本真的愿意拿着大规模资金跟着国企、城投做真股投资吗，反正我们是不太敢，别的机构肯定也不太愿意，尽管这类产品目前已成为国企、城投最大的融资诉求。
我们注意到，自春节结束后全国各主要省市召开“新春第一会”以来，在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和落实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城投平台都压力巨大，根源还是财政紧张的问题，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导致“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对于社会资本、民间资金可以介入的国企、城投主导的基建、城中村改造及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也即“三大工程”），很多机构目前也正在加紧研究如何在不违反大原则的情况下，通过更灵活或更合适的投资路径、金融产品等向地方国企、城投平台输送资金。
事实上，很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对今年国企、城投主导的经济增长还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心态。尽管政策方面在严控央国企和城投平台的负债规模，但在中国稳经济和稳增长的目标之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大概率还是得允许国企、城投以更灵活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扩负债、加杠杆，因此对于我们这些深耕城投类投资业务的机构来说或许又是一轮时代的红利。
以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内地城市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投资为例，我们注意到不少地方政府其实更希望政府一分钱不出或者意思性地出个前期启动资金，然后将项目的征拆、开发建设、招商运营等全部交给社会资本来做，通过项目实现资金自平衡。因此，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政府、国企、城投在今年“三大工程”落地方面的巨大资金缺口肯定能给我们提供可观的增量业务机会。
当然，诚如我们在《
哪些项目不能由施工单位垫资
》一文中所说，
我们目前在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的项目投资方面一般都要做两项重点协调工作，一是引导交易对手将政府投资项目转化为企业投资项目，并安排由项目公司（非施工单位）垫资，以此避开政府投资项目不能由施工单位垫资的限制，并同步解决施工单位和我们投资机构的介入问题；二是为了解决项目难以实现资金自平衡的问题，将“公益性非经营性项目”或“公益性准经营性项目”的招投标与“非公益性经营性项目”的招拍挂进行捆绑，比如搞片区开发，以此解决公益性项目的落地以及施工单位与社会资本的参与路径问题（确保经济测算的可行性）。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
几个不寻常的信号
》一文中所提醒的，今年开启的新一轮城投平台的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压降工作很可能造成越来越多平台在融资渠道和融资路径上的难以为继，最终造成大面积的城投融资违约甚至爆雷，届时很可能引发社会资本对国企、城投类融资业务的逃离心态，尤其是投资人的踩踏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尽管市场各方忧虑颇深，但在今年压实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经济增长任务（主要是投资拉动）的大背景下，不少机构都有一些偏乐观的看法，比如去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再比如去年7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中所提的超大特大城市，这些省市承担着今年经济增长的重任，国企和城投敢违约吗？敢爆雷吗？我们认为肯定不敢。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至少在经济大省、超大特大城市的城投债、城投非标产品的投资不会面临太大的风险，如果这些区域都出问题，那引起的绝对是崩塌的后果。
当然，就投资所涉的风控手段而言，我们目前的投资逻辑主要还是得依赖于国企、城投的主体评级、征信，更准确地说是背后的政府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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