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
于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可以请您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自己求学与做研究的经历么？
A1：
我大学学的是中文系古文献专业，也一直从事古文献学和古典学术史的研究。
我在兰州长大，高一懵懵懂懂地立志做学者，人都有所谓玫瑰般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埋首书斋，读高深的书。我从初一开始住校，开始了独立成长的生活，中学课业之余拼命读书，产生了很多兴趣。曾经特别想学美学，那时候有所谓“美学热”，我不知取舍地乱读了好多美学书，后来知道美学属于哲学系，就开始读西方哲学的书。那时我买了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很多种，比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黑格尔、康德，就对形而上学感起兴趣来，又想学哲学。没想到高考的时候，北大哲学系在甘肃不招生，那时学哲学是高级的事情，在教育落后的西北省份，它连招生名额都不投放。那年北大在甘肃只投了两个文科名额，一个是经济法，另一个是古典文献专业。我喜欢读书，并且喜欢读古书，所以就成为了中文系的学生。
我在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读古典文献专业，1991年毕业。毕业的时候在谈恋爱，当时的女朋友，现在是我太太，她是武大经济学院的。那时候就想，谈了四年恋爱，得有个结果啊。所以我就打算去武汉，就这么考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那时候并不知道武汉大学有什么，我问我的班主任高路明老师，她说武大有古籍所，她与所长宗福邦先生有一面之缘，可以试着帮我写推荐信。我的本科学位论文的导师孙钦善先生也说他可以向宗先生推荐我，让我报考武大。于是我就考了武大古籍所，读了三年研究生。
毕业之际，宗先生问我要不要留校，他希望我留在古籍所任教。1994年，我留校在古籍所工作，直到现在。
1998年，我排除游移，下定决心，考取了武大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的博士，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2003年，音韵学家竺家宁先生来大陆学术访问，选了三名学生赴台湾访问学习，申请台湾中华文化基金会奖助。有北大蒋绍愚先生的博士张雁；武大中文系的硕士王玥雯，还有我。竺家宁先生那时在台湾中正大学当系主任，我在那里进行了半年的博士访问研究。2004年，我获选“哈佛燕京访问学者”（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去哈佛大学工作了一年。
我在北大接受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育，以版本、目录、校勘为中心，文字、音韵、训诂为辅助。到武大读研究生，受的教育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中心，文献研究为辅。本科教育给我学术道路打的烙印非常深，我个人的研究是以中国古代小学文献为中心，这里有古代语言本体的研究话题，也有文献研究的问题，比如《说文》《尔雅》《经典释文》《广韵》这类文献
，我一直没有放弃文献学思维和文献学考据的方法。
这大概是我的基本经历。
Q2：
谢谢老师！您之前接受的是古典文献学和小学方面的教育，之后的学术生涯也是围绕这些领域展开的。我们发现在今天的大学里，文献学似乎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方向，大部分人都对它缺乏了解。可以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门学科么，
比如说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什么，与其他学科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A2：
文献学是研究和整理古书的一门学问。文献学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还包括辑佚和辨伪。
不过想要弄清楚古书流传中文本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考正它的话，还得用到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也就是古典语文的知识。
文献学总的来说就是研究古书的学问，但古书的思想和写作技巧并不在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内，它主要是研究古书在历代传抄、刊刻、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比如有一种情况，古书在流传中很多字会写错，很多地方又会被后人改，有心无意地产生更多的文本偏移。文献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恢复古书的初始面貌，或者离原貌不远。以及探讨如何恢复古书的原貌，它的条件和方法是什么。古书从宋代刻书以来出现了众多版本，版本学不仅涉及到作为文物的古书的真赝和鉴赏问题，更重要的是，版本学研究可以为学术史和其他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中国古代目录学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秀传统。总的来说，文献学是一门考据学。考据学讲究“实事求是，无徵不信”，就是说文本中隐含的内容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要告诉大家这个文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必须要提出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立论。孤立的证据也不足以立论。文献学是一门非常严格的考据学。
中国的古书分成经史子集四部，不同的书会有不同的面貌。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经学是非常昌盛的，十三经被认为是神圣经典，其中大部分都是先秦两汉形成的书，后来历代传习，从传抄到刻印会发生很多不同的问题，从经本到注本和注疏，层次越来越多，对于经本的考订就变成了非常复杂的技艺。经由经学又衍生出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其文献集存就是我们说的史部和集部，各有自己的规律。先秦有很多子书，后来历代文献中有一些特殊的类型也被放在子部中间去了。目录学的内容挺复杂的。宋代以后出现了版刻，不同的书在历代被不断地刻印，许多版本由于各种天灾人祸消失了，历经劫余留到今天的古书，其版刻形制、特色、源流很多已经不太清楚，所以版本学要研究古书版本的真伪、特色以及流传的情况。校勘学主要就是针对古书的校订。这种学问跟今天众多学问之间差异是比较大的，很多人视为畏途，在国内从事古文献研究的人也非常少。
Q3：
所以就像您曾经在课上提到过的，文献学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无我的研究”。
那么这种“无我的研究”与其他一些更重视建构或者说阐释的学说相比，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
A3：
文献学跟讲义理、讲辞章的学问差异非常大。文献学最基本的内涵，或者说特色，就是“徵实”，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你提出的预设和假说，需要大规模的古书文本证据来支撑它，要进而论证证据的层次、界限和历史可信度，而且“孤证不立”。
总的来说，它的特征就在于朴实无华。
证据的空间有限，界限严格，没有很多可以发挥解释的地方，要求严谨细密的论证，一个看似简单的文本事实，往往要花很大的精力，观感枯燥。繁花似锦的奇思异想，在文献学里都体现不出来。
但是文献学是一门非常基础、算是学问根基的学问。
如果你要做思想阐发，只能从古人书中读到他的思想。但如果你读的古书是有错误的，或者说是不可信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对古人思想的阐释一定是有问题的。另外，中国古代语言文白对立，我们面对古书，都是书面语，所谓“古代汉语”，我们对于古人语言的知识其实是不足的。如果对古书语言的理解都不正确，你也没办法阐说古人所思所想和所为。文献学作为一门打根基的学问，它主要教给你：第一，你面对古书文本，能不能用专业的眼光发现错误、订正错误；第二，你面对古书，能不能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正确地理解与解释。文献从文本上不能搞错，从语言上要理解正确，这两件功夫已经非常艰辛，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些高妙的思想解释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在“训诂学”课上讲清代戴东原的话，他说“凿空之弊有二”，一是“缘词生训”，二是“守讹传谬”。
“缘词生训”是说“所释之义，非其本义”，说解不符合语言本义，解释就会错。“守讹传谬”是“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所据的古书经本有误，据以强作解人，传的是谬误。所以古文献学家经常会用质疑的眼光审视，所据的版本是不是可靠？做的解释在语言上是否得当？不能“缘词生训”，不能“守讹传谬”，这就是文献学的基本精神。清代考据学在文献训诂和校勘上做功夫，翻来覆去说读书必先识字，识字的功夫对于古人或今人来说都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不能考文知音，是不能读古书的。所以文献学对于所有的学问来说，都是基础的学问。
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处理古书文本中的问题，不能如实地理解古书里的意思，是谈不到思想诠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