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玲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摘 要：
清初倡导的实学仍为多数乾嘉学者所继承，但其内涵以及分析视角则有所变化。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乾嘉学者已不可能像清初那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但其著作中不乏“经世”内容。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其考据注重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评论历史人物、事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关键词：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经世”意识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其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并称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全书一百卷，对自《史记》到《新五代史》的十九部正史进行认真的考证与分析，纠正正史记载错讹，补充文字脱漏，对于重要事实也有不少议论。从其考证和议论内容来看，不仅仅限于历史记载本身，而且注意以古筹今，强调史书、史事的借鉴功用，透露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乾嘉年间是考据学的极盛时期，学者们继承清初严谨的“求实”考据方法，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则被完全抛却开来，“乾嘉史学被概括为两种特征，一是考据，二是不问经世”。其实不然，“认为乾嘉时期的考史学派，只擅长微观的、具体的考据，既没有理论，又脱离社会实际，这种说法，至少是片面的”。事实上，仍有不少乾嘉史家继续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学风从事史学著述，即便是考史著作，也杂有若干的议论和评论，其中包含“经世”内容，这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有较多地表现。
“经世致用”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潮流，初兴于晚明，以徐光启和复社中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激烈批判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讲求学以致用。至清朝初年，经历“天崩地解”的知识分子，在不约而同地把明朝败亡的原因归结为明末统治腐朽的同时，还认为理学家“空言心性”的学风也难逃其咎：“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于是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学术大师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求经世实务，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竭力倡导实学，在考据求实的同时，把“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治学理念贯穿其中。因此，考据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经世”特征，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论顾炎武著述时所言：“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致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
清初的“经世之学”主要是激于当时的形势，是心怀亡国之恨、以复兴故国为目的的“救亡”实学。随着清朝统治日趋稳定和时事变迁，“经世”内涵以及学界所关注重点、分析问题的视角也在改变。有学者对此做过这样的总结：“清初学术是明清更迭促使学术界进行历史反思的产物。因此，当明清更迭的历史过程于康熙中叶结束之后，基于其上的历史反思也就随之而完成自已的历史使命。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实际问题的探讨，逐渐让位于经史诸学的笃实讲求”。应该说，在清朝文化专制的高压之下，考据实学是当时所能走通的一条最为积极的学术经世之路，乾嘉学者们没有像魏晋时期士人那样把学术引入玄虚的境地，也没有继续沉溺于宋明时期的高谈阔论而远离实际，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学术负责的务实态度，考据学所崇尚的汉学尽管在时间上距离现实很远，但其面对的学术问题却是现实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清代，已日臻成熟，积累下来的古代典籍很多很多，但也由于历经时间太过久远，舛谬丛生，面对“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的学术窘境，乾嘉考据学家从考据求实入手，全面整理古代典籍，这正是史学家“觉悟”以及在学术上追求“致用”最直接的体现。台湾史家杜维运对此有过评价：“中国两千年史学之发展，成就虽伟，流弊亦多，或强立文法，或妄相附会，或驰骋议论，或舞文弄墨，史学世制虽浩如烟海，纰谬舛讹则不一而足，史学发展至此，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清儒生值其后，一反其虚妄，为之纠谬发覆，为之征实考信，以扫清两千年史学之阴霾，此史学家应有觉悟”。
潜心于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复兴古学与关注社会现实并不矛盾，因为古学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通过复兴古学，寻绎出经典本义，“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为现实社会提供经验和教训，最终实现“鉴古以资治”的目的。由于乾嘉时期社会稳定，像清初与道咸、同光时期那样刺激学术经世的因素大大减少，试图通过史学助力来解决民族矛盾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意识也日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对如何使史学为世人所掌握并真正为社会服务等问题的关注。一批潜心于经史研究的学者，其“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多被繁琐的考据所遮掩，不再像清初那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犀利批判现实锋芒的思想家那样直抒胸臆。我们不能超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脱离清初经世思想的具体内容去论定清初“经世”思想在乾嘉时期的“衰微”。清初和乾嘉时期时代背景不同，经世内容和表达的形式也有所不同，王国维比较后认为：“盖尝论之，亭林（顾炎武）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与大多数学者一样，面对清朝文化专制的高压，王鸣盛并没有无所用心，而是把主要精力投于考据实学之中。《十七史商榷》就是其研究史学的精心结撰。传统史学本身具有“经世”、资政的宗旨，如古代学者所说，“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商榷》以考据为主，诚然，考据的形式不利于“经世”内容的附丽，但是，通过考据纠正史书记载错讹、补充史文脱漏，正本清源，能使人们从可靠的历史记述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况且，王鸣盛还“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特别注重对舆地沿革、历代典制、赋税、吏治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考证和评说，折射出体现作者“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舆地问题，作为“实学”的重要内容为清代学者所关注。顾炎武曾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王鸣盛延续其看法，认为山川险易、道里远近、疆域变迁等对于战守安危、民生利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盖人欲考古，必先明地理。地理既明，千古形势情事皆如目睹，然后国运之强弱、政治之得失、民生之利害、人才贤否，皆可口讲指画，不出户庭而知四海九州之远，立乎今日而知数千百年之久，皆在是矣”。把对舆地问题的研究放在了突出的位置，指出：“建置沿革，事之大者”，是“地理之至要”，不仅不应疏忽，而且“宜条析而详书之，词繁而不杀为佳”，对地理问题的记述应尽可能做到详细。《商榷》中有很多条目使用了大量篇幅来探讨地理问题。如《商榷》卷十七“故郡”、“三辅”、“县名相同”及“宗室不宜典三河”四条谈论秦汉政区问题；卷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对《汉书》作《地理志辨证》；卷四十二“三国疆域”条以近1500字的篇幅考证魏、蜀、吴三国疆域；卷五十七《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五》、卷六十七《北史合魏齐周隋书三》分别对南北朝时期地理沿革进行考证；而卷七十八、七十九、八十等对专门唐代舆地问题进行考论，其中卷八十《新旧地理志校误》以整卷的篇幅系统考辨新、旧两《唐书·地理志》，胪列其脱误近百条之多。
典制问题，也是王鸣盛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商榷》有近五十卷涉及到官制方面的内容，对一些重要官制变迁加以条分缕析，逐一考订。如卷四十考“州郡中正”，卷六十四考“都督刺史”，卷八十一论“官阶勋爵日渐纠纷”，卷八十五论“分司官”，卷八十九论“南北衙司”等。另外散布在各卷中涉及官制内容的考订还有很多。有的考辨非常详细，就拿卷十《三公九卿》条来看，此条以近千字的篇幅，考证了西周到秦汉三公九卿的设置及其职权的变化；卷十四中列出《刺史察藩国》、《刺史权重秩卑》、《剌史隶御史中丞》、《汉制依秦而变》、《刺史太守累更》等条，对刺史制度的设置、职掌、权限、官秩、隶属与演变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述。王鸣盛对兵制的考证有一特点，就是认为“考其制，又须得其情事曲折，方有当于论世之学，”要把其来龙去脉详溯清楚。不仅如此，而且还加以评论，《商榷》中有大量议论内容，其中有关兵制的议论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总论新（唐）书兵志》条中，王鸣盛指出：“征防守卫，事之大者，后世所欲考而知者正在乎此”，在对“郡国兵权”、“急况发兵”、“部曲督”、“招讨使”、“兵志校误”、“方镇节度使之兵”等条目进行考辩的同时对历代军制及其利弊进行了评说，他认为唐代兵制“自肃代以后，增置节度愈多，列镇相望，星罗棋布，……自是天下府兵，昔时隶藉卫府者，皆变为方镇之兵，天子不得而调发之矣”等，并发出了“可不戒哉”的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