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权政治的困境

东方历史评论 · 公众号 · 历史 · 2019-09-0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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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郭世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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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以为，到目前为止，中外学术界的学术话语，特别是中国的教科书与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著，存在两个高调：一个是高调歌颂辛亥革命的成就，说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另外一个是高调抱怨革命之后民国初年的乱象，政局越来越乱，连孙中山自己都抱怨。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一个高调还好理解，毕竟你都可以找到很多论据来支撑，问题在于，一个叙述者同时说出两个高调，就容易产生悖论，把善于思考的读者搞糊涂，到底哪一个高调更可信？人们高调肯定和歌颂辛亥革命、肯定它的价值，其论据是，辛亥革命不光是推翻了延续中国268年的清朝，也推翻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还说民主共和思想深入民心，断定辛亥革命胜利了；但是，一讲到辛亥革命的不足，民国初年的政局，非常混乱，不断地打架，不断地打仗，认为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又说辛亥革命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这种表述就有自相矛盾之嫌，矛盾的本身还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类视角差异所致，而是从同一个视角，即民权政治的角度得出的悖论。这就值得推敲了。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既然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民主共和思想还深入人心，就不能同时说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反之亦然，辩证逻辑也不应完全抛开形式逻辑的基本规范。

我们先不说“空招牌”之说能否成立，就“空招牌”与失败论的论据而言，关于失败原因的解释，一般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过早地让出了政权；二是强调袁世凯搞阴谋，搞独裁；三是强调人民的素质不够，建立民权政治的条件不够。如果把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分析，还是存在一些疑点。

首先，革命党人有没有可能掌握政权？如果没有可能的话，把这个并不存在的因素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能不能成立？另外，如果孙中山不根据承诺，让出临时大总统，就算他能保住这个政权，那么，民权政治是不是就能包你满意？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

至于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本来就与革命、民主、民权关系不大，只是他的临门一脚，把清朝的皇统推翻，弥补了革命党人自身力量的不足，你叫这是革命的客观作用也好，革命党人的主观认识不足也好，反正袁世凯的这个临门一脚就很重要，对这样一个与革命、民主的阵营关系不大的人，如果我们来过多地强调或者抱怨他的品德，这个说服力又怎么样？

还有，说人民素质不高，这确实是一种客观的存在，问题是怎样去提高人民的素质？在革命的短期内能不能提高？另外，除了人民的素质不高以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因素？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有没有别的良方可以来做，我们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我以为，应该是历史人物可以做，也可以做好一些，结果做得不好，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和寻找其中的教训。如果道理不是这样，而历史人物当时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还应该从其他方面去寻找，这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这是我今天要谈这个题目的主要动因。像这样的问题，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可能不光是一篇一个论文报告能够把它清理清楚的。

我的发言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民国的民权政治是怎么来的？第二，孙中山他们当年设计革命进程和规划民主共和制蓝图的时候，有过哪些思考？在革命准备时期，他们就考虑过人民素质不高的因素，他们有过一些设想与方案，但后来没有实现，其中有它的特殊性。还有，我想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近代中国实现民权政治的条件，除了人民素质不高以外，还有哪些不足？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

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民主共和制是怎么来的，其实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可能跟满洲统治被推翻以后，它必然地会带来一个制度的创新，既然孙中山等人是明确反对帝制的，自己就不想搞帝制，那么，他们既不可能去找哪个汉人来当皇帝，更不可能从满洲人里面、爱新觉罗里面去找一个皇帝，在推翻清朝与建立民权政治之间，即反满民族革命与开创民国的政治革命之间，就存在一种因果关联，有它的必然因素。但这里会涉及到某些歧义，其中包括，满洲统治者的汉化程度已经很高，是不是可以说满汉矛盾就已缓和了？在专制政权高度掌控之下，虽然政权可以维护，但是从文化与心理的层面上，满汉之间的隔阂始终存在。只要看看蒋梦麟的《西潮》，他在讲他的青少年时期和他生活的那个环境，他的家乡在余姚，那里的百姓死了，都还要换上明朝的服装入殓。我曾经在浙江大学呆过10年，我接触过与蒋梦麟的这个回忆有关的大量旁证，那里的人民对满人入关之后屠杀汉人的历史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另外，满人压制汉人的政策也是一直在延续，尤其在权力的层面上，满人特别是满族贵族始终在控制和主导。一个占人口极少数的族群作为大国的统治者，压制占人口极大多数的汉人，这在承平时期是可以的，蒙古人也做过，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满人也做得还不错，国家还在发展。问题在于，到西方列强入侵以后，大敌当前，如果还是以压制汉人、压制全国多数人的作为基本国策，这种政治机制就很容易压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机，近代国人怎样消弭猜忌与内耗，一致对外，抵抗列强侵略，寻找国家与大民族的富强之路，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有难度的问题。我个人以为，满汉矛盾本身的存在，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瓶颈，这个瓶颈不打破，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障碍。打破这个瓶颈除非有两种方式，要么满洲统治者发扬风格，用改革的方式，向汉人让权，至少要拿出诚意，而不是像当年重用曾国藩、胡林翼那样只是权宜之计，要么用革命的方式解决满汉矛盾。事实证明，清朝统治者的这个改革力度并不大，尤其在权力方面，到了晚清，到最后被迫上了政治体制改革这条船，一一涉及到权力，他们就不想改了。载沣等人抛出皇族内阁，可能还不仅仅是他的政治经验欠缺与决策失误的问题，而是暴露了他们那一堆人对祖宗打下的江山与满族权力的基本态度。到了这个时候，满汉矛盾空前激发，就只能通过外部的力量，来解决这个纠结已久的满汉矛盾，而推翻满族统治的必然结果，它可能就是民权政治。在协商未来国家的蓝图时，我们的前人也想过别的办法，甚至包括要找孔夫子的后代来做皇帝，孔夫子的后代也拒绝，他们从来只做素王，有人提出找朱元璋的后代，这个也很麻烦，究竟找谁合适，能不能服众？如果在座的各位喜欢中国的民权政治的话，我们真的还感谢满人的统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廉价的民主共和制。如果你讨厌这个民权政治的话，那你也应该首先抱怨满人没搞好，至少没有好好消解满汉矛盾，到近代以后，越搞越被动。我们的国家负担很重，我们把君主专制本身的很多弱点、毛病都堆积为满人的统治这么一个基点之上，满洲人主持的清朝就充当了牺牲品。但这个问题还很复杂，由于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里。

我个人以为，就民权政治本身的建设来讲，外在的条件和内在的条件都不够。从外在的条件来讲，小农文明向近代工商文明的转变，它确实有很多的困难。农业文明本身是“熟人社会”，要向契约社会、程序社会、法治社会、规则社会去转变，会有很多的难度，好事多磨。还有，在近代，尤其民国以后，不断的内战和外战，它本身就很容易强大国权，压制民权，这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可能不仅仅是哪一个统治者的品德，或者老袁也好，老孙或者其他什么其他人也好，而是有某些内在的、或者前提性的预设。

从民权政治的内因条件，或者是内在要素来看，从我们大家注意得比较多的民权政治的主体——主权在民的“民”，中国的老百姓，确实素养不够，他们甚至连民主的诉求都不够，更不用说参政的素质。但还有一个大家忽略了的问题，就是不光是主体，连民权政治的主导者，包括中山先生，他们的民主素质也不够。中山先生动不动就喜欢生气，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而且他又偏偏成了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开拓者，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我们也不能苛求他，我们要找他的原因，恐怕可以找出很多来。这个悖论就是一个要命的东西，我们要注意，可能不仅仅是孙中山当过临时大总统以后，在“万岁”的呼声中把脾气搞大了，到了1914年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时，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很不讲理，其实，还在辛亥之前，哪怕是在1907年，请注意为什么会两次出现“倒孙”的风潮，就与中山先生的脾气有关。黄兴是个儒雅、本分的湖南人，黄兴只是说，你们设计的那个国旗式样不美术、不好看，孙中山就发脾气： “你要废掉它，先废掉我好了。 ”人家并没有废掉它的意思，他就生气。现在我要请教我们在座的留美同学，如果在寝室里，人家随便讲个什么，你就生气，你要搞好寝室的关系恐怕都不太容易，你要做学生会主席的话，都很麻烦吧，你怎么领导别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民权政治的主导者自身的民主素质，再来谈普通百姓的民主素质如何，是不是连层次感都会清晰一些？对历史的“同情的理解”也好，“理解的同情”也好，我们能思考的问题，要说的话，是不是会多一点？

孙中山（二排左起第7人）与同盟会会员合影

我从这个话题出发，还有一些浅显的体会，其中包括，建设比革命更艰难，更复杂，也更重要，革命是暂时的，建设是长久的，这是第一点。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展开讨论了。

第二点，国家利益比党派利益更重要。当时，无论是这个党，那个派，都是把个人的利益同党派利益、集团利益放在首位，这就实际上导致了什么呢？民权政治里的投票、拉票，就容易把中国传统文化所相对贬斥的小人政治大行其道，民权政治如何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我看是有一定难度的。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这是中国传统文明君子之道所排斥的东西，中西文明怎么结合？钱穆先生在他的书里面点过一些，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比如，我们平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作用、影响谈了不少，我看还有一点没有引起注意，就是辛亥革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贬义词“党”变成了褒义词。北洋时期的同盟会与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都跟民权政治摩擦得很，蒋介石在北伐取胜之后，做了国家元首，但他始终把自己领导的国民党称作“革命党”，始终看不起这个党，那个党，结果把自己搞得很孤立。

第三点，我的体会是，历史的条件可能比革命的意志、革命的毅力更重要。历史条件不够，你怎么去创造条件，可能是更重要的，实现民权政治的原则比为民权政治的原则而斗争更难、也更重要。

还有第四点，我个人以为，作为研究者，研究的心态可能比研究的立场更重要。我们的前辈们一再教导我们，一定要站在某个阶级的立场说话，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为这个阶级辩护。我们能不能够既不站在孙中山的立场，也不站在袁世凯的立场，或者梁启超的立场、清朝统治者的立场，而是站在中性的立场？我个人曾经试图这么做过，但做得还不够，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另外，我还有一个体会，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手段比单一的历史学科研究更重要，研究清末新政与民国史，研究民权政治，可能就需要法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智慧与手段，互相讨论，互相启发，可能收获会更大。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辛亥革命已经整整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我们的民权政治还是这么艰难，恐怕不光是人民的素质不够，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在内，他们的素质更重要，还有，执政者为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做过哪些具体的事情，都值得关注。其实，不光是我们的前辈们素质不够，包括我们自己，恐怕也不够，我们自身的民权的理念如何，我们骨子里在欣赏什么，追求什么，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中山先生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想，如今再搞革命没有必要，革命不仅总是有风险，而且以暴易暴就未必能真正解决建设层面的问题，而且我们国家的发展成就比较可观，国力在强大，不要革命，我们就呼唤改革吧，民权尚未成功，我们一起努力。

（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本文为作者2011年10月29日在哈佛大学辛亥百年论坛的演讲，授权刊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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