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 AI深度研究员

【文章核心要点】

• 盖茨认为在AI时代，专注力和深度思考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珍贵
• 从13岁编程到打造微软帝国，专注力始终是盖茨成功的秘密武器
• AI会让"智慧"变得近乎免费，但无法复制人类持续专注的能力
•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静下心来思考"比掌握任何技术都更重要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想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个问题反而更难了。"在这次难得的深度对话中，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比尔·盖茨道出了他对AI时代最深的忧虑，"信息源源不断地轰炸你，每条看起来都很有意思，特别是对CEO来说，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

从13岁触碰编程，16岁开始创业，比尔·盖茨亲历了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再到如今AI的每一次技术革命。在他看来，技术确实在改变一切。AI的出现，将让"智慧"变得几乎免费，就像过去的数字革命让计算、存储、通信变得近乎免费一样。

但在这样的时代，最稀缺的反而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专注。在微软早期，盖茨就养成了每年抽出两周做"思考周"的习惯。在这段时间里，他会远离一切干扰，专注于阅读、思考，然后写下对微软未来的思考。正是这种深度思考的能力，帮助他和微软在一次次技术浪潮中始终保持领先。

一、早期创业经历

主持人Patrick Collison： 我们先从书说起。比尔，在最近一次几个月前的采访中，我曾介绍你是“Trao Data的创始人”。可后来我才发现，我原以为自己挖到了什么“冷门资料”，以为自己做了充足的功课，结果却发现那其实并不是你最早的创业。原来在Trao Data之前你就做过薪资相关的业务，还跟cbed合作过。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到底是几岁开始第一次做生意的？因为书里有点含糊——你开始第一份事业时，准确地说是几岁？

嘉宾Bill Gates： 我当时13岁，上的是八年级，那时候学校母亲俱乐部筹资买来了一台电脑，它是那种时分共享系统，可以用BASIC语言。但那时我们只是花钱租用机器，我们可没拿到报酬。但在硅谷很多企业其实都有点“倒着来”的意思。后来一家西雅图的公司买了一台PDP-10做时分共享，他们和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有协议，如果他们帮忙找出BUG，机器租金就可以免掉。所以我们在那干活，也没拿到钱，只是作为“找BUG的猴子”在那儿瞎捣鼓。

最终那家公司破产了，可波特兰有另一家公司也有PDP-10。我们说：“那好，我们来做一个薪资程序吧。”他们不给我们钱，只是给我们提供计算机的使用时间。所以我得到价值5000美元的机时。再下一个项目就是为我的高中做课程排课程序。他们不仅付给我1万美元的酬劳，还另外付了5000美元的机时费。所以我第一次真正有了编程赚钱进账，大约和Trao Data开始带来收入的时间差不多。我那个薪资项目也是差不多在同一阶段。我16岁才开始真正盈利。

Patrick Collison： 如今，感觉创业已经像弥漫在空气里一样，所有人都看过《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大家对创业这个概念都很熟悉。那么当时在你上学的那所学校，其他人也有人想过创业吗？或者有人真去创业了吗？

Bill Gates： 没有。马克·扎克伯格是好几十年之后的事儿了。呃，我常去哈佛演讲，说“辍学没关系”，还提到马克当时也在那儿。而现在，创业公司这种想法已经很普及，可当年并没有什么风险投资行业存在，人们也不是真的去创业。就算是再普通不过的那种小买卖，也没见有人搞啊。至少不是哈佛那群人。更早在西雅图，我那所学校也没有啊。这在当时算非常离奇吧，16岁的高中生去开公司。而且还是做软件？去赚钱被认为有点怪。大多数人想的是以后要干嘛，怎么赚钱，企业到底怎么盈利。我爸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会和我分享他们事务所的一些经济情况，也会说到那些商业纠纷；那是我最早对经济的认识。然后我有个朋友Kent Evans，他总是在盘算将来干什么职业。他能告诉你大学教授的薪水，也能告诉你当大使的薪水——各种职业他都知道行情。这也让我大开眼界。他还带我看《财富杂志》，让我思考“这些大公司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当时最崇拜的公司就是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因为他们把计算机的成本不断往下降，不再只是极其昂贵的大型机。他们的PDP系列虽然还要2万美元，但已比动辄贵20倍的大型机便宜多了。不过回过头说，当时去创办企业，确实是很另类的事儿。

Patrick Collison： 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硅谷，我想先问几个跟这儿相关的问题。首先，你经常被引用，说你曾经讲过“640K内存对所有人都应该足够了”（640K should be enough RAM for anyone）。可我仔细找资料，感觉那其实是个“伪引语”，你在书里也没提到过。所以今天我想正式弄清楚这件事：

• 1）640K到底够不够？
• 2）你究竟有没有说过那句话？
  
  

Bill Gates： 我从来没说过那句话。真正的起源是，英特尔最初的处理器8088只支持20位寻址，这还算不错，但后来他们出了个怪怪的286，内存分段设计非常奇怪。我们也跟他们说过那条路行不通。终于他们后来在386上改对了，做了线性32位寻址，就和数字设备公司在PDP上的做法一样。我和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之间就一直挺紧张。他觉得我太狂妄，那时候我才21岁嘛。他们做了两件事，我们都说肯定走不通，一个是286的内存架构我们不喜欢，另一个是432，他们也希望我们给它写软件，我们也说那玩意儿也不行，你们干脆搞一个线性寻址的架构就好了。结果摩托罗拉的68000系列比他们先做了线性寻址。所以IBM在做PC时，我们就说：“嘿，你们去和摩托罗拉谈谈吧。”但摩托罗拉那边赶不上IBM的进度，所以最后只能用8088，算是80186的一个变体，这让我们从8位机时代（64K内存）跨到了1MB的16位、20位寻址的时代，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32位。后来我们又到64位。毕竟内存是从“极度昂贵”到“极度便宜”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二、科技发历史

Patrick Collison： 你去过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吗？我知道乔布斯去过，你和他也算熟，可你自己去过吗？

Bill Gates： 我去过很多次，比他去的还多。我印象最深有一次是去见Charles Simonyi，那时候他们有台叫Alto的机器。Charles是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逃出来的，他的故事很传奇。他是匈牙利人，他在伯克利做博士时写的论文就是基于位图的文字处理器，叫“Bravo”。那非常漂亮。他们还有以太网（Ethernet）和激光打印机。那天晚上我们俩花了五个小时，做了一个排版文档，这文档从此成了微软的议程，涵盖了“做电子表格、做数据库”等等。当时能自己排版文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跟他说：“哇，这太惊艳了。”我告诉Sam Altman和Greg，当他们三年前带着Chat GPT-4来给我看演示时，这是我自从当年跟Charles Simonyi在PARC那晚之后见过的最震撼的演示。

当然了，我和Charles那次见面后没几个月，我们就把他挖到微软了，苹果也在挖人，比如Bob Belleville、Alan Kay等。当苹果跑过来跟我们说：“你们抄袭了我们的图形界面。”我们就说：“不不，我们俩都是从施乐那儿‘借鉴’来的。”所以你没啥可指责的。况且施乐当时因为他们复印机的专利纠纷，基本没在这些东西上申请专利，所以这些东西就像开源一样，苹果和微软都可以拿去用。后来苹果先在Lisa上做了图形界面，接着Steve和Bill Atkinson带领的团队做了Mac。实际上当时微软参与Mac项目的人比苹果还多，因为苹果那边人手太少了。总之，PARC演示对我们影响极大。可惜他们自己做了台名叫Star的产品，却失败了。

Patrick Collison： 我在书里看到，你还曾经去过“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聚会。放到今天来看，科技行业里有两大很有影响力的分支或者说运动：一个是加密货币（Crypto），另一个是人工智能（AI）。我觉得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狂热教派”似的现象。他们都有一批信徒，把技术上升到自我认同的高度，而且有强大的模因传播力。你觉得这跟当年的“家酿计算机运动”有没有相似之处？还是完全不同？

Bill Gates： 其实有很多相似点。当时就有一小群人看到了个人计算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微软的口号一直是“让每张桌子、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脑，并且运行微软软件”（有时最后那句我们不太好意思说出来）。当时西海岸电脑展开始火起来，第一台拼装机Altair也出来了——它实际上要到1975年夏天才开始发货，但1974年底就上了《大众电子》（Popular Electronics）杂志封面。我看到那期杂志就决定辍学了。我朋友Paul Allen比我大两岁，他在霍尼韦尔（Honeywell）工作，就是为了能跟我凑在一起。他拿着那本杂志找到我，说：“看哪，这就是摩尔定律，它会指数级提升。”我当时还在想：“要是一直这样下去，计算就免费了？那岂不是不可思议？”但事实确实是这样——那帮大公司都不相信个人电脑会流行。连数字设备公司的Ken Olsen都说过：“没人会想要个人电脑。所以那时候就有一小撮人相信这项个人计算机技术会改变世界。有些人还带着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的味道，比如“人民计算机公司”（The People's Computer Company）、Bob Albrecht那批人，大家都热情高涨，觉得我们掌握了未来，而那些做大型机的大公司还傻傻的没反应过来。虽然当时的个人电脑功能依然很有限，但等有了软盘、内存增大、机器之间连网，一切都有了无限可能。

Patrick Collison： 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有过一个演讲，讲硅谷科技产业的“军方基因”——比如二战时NDRC（国家防卫研究委员会）就在这边投了很多研究经费，包括斯坦福研究所（SRI）等。他说这里既有军方的传承，也有加州六七十年代的人文嬉皮精神，像肯·凯西（Ken Kesey）、伯克利、迷幻药等等。当你70年代来这边时，你感受到的更像是哪种氛围？军方研究？还是嬉皮士文化？

Bill Gates： 更偏后者。军方经费其实没那么多，Intel刚成立时他们的客户最初也并不是军方。就算后来做RISC结构，也有点军方背景，但Intel当时可没拿什么政府资助。他们只是芯片供应商而已，最初也不是为了军方。对他们来说，8088、8008这些芯片给谁用？他们自己都好奇。1971年出的8008才是最早的微处理器，摩尔定律从那会儿就开始显现。Paul Allen还在我们高中时就跟我说过这件事，我那时不信，觉得还差点火候。1973年出了8080，它几乎和PDP-1一样强，我就想：“嗯，这个我可以用来写BASIC解释器，这才算真正的计算机。”这颗芯片标价300美元，但MITS公司拿到70美元的进价，于是整机可以300美元卖。要真想干点正事，你还得买内存卡、终端机什么的，得1000美元左右。不过比起那些大型机，那可便宜多了。

三、微软的发展

Patrick Collison： 如果当年微软在从阿尔伯克基搬家时选了湾区，而不是西雅图，微软会更成功还是更不成功？

Bill Gates： 我们当时在阿尔伯克基是因为那儿是我们最早的客户（MITS公司）所在的地方。我离开哈佛后1975年就去了那里，一直到1979年。那家公司后来被加州的另一家公司收购了，但我们发现无法在阿尔伯克基招到足够多的人才。

我有三个想法：一是搬去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旁边，因为那儿去东京的航线不错；但后来放弃了。剩下就是硅谷和西雅图。我非常了解硅谷，斯坦福也在那儿，伙伴也多，但我担心我们“软件工厂”的理念会被人学走。我的想法一直是做一整套编写软件的流程、工具，把软件高效地写出来，然后销往全球。我们要有最好的招聘流程、最好的编译和调试方式，而不仅仅是做某一个产品。我那些竞争对手基本都是“单产品”公司，比如Ashton做dBase、MicroPro做WordStar、WordPerfect公司做WordPerfect，它们只会做一款软件。当时谁要做图形界面，它们跟不上；要把Office整合起来共享数据，它们也没法快到哪里去。我不想把这些先进的开发工具理念让硅谷的同行看个透，然后被他们复制。幸运的是，也没出现那种情况——直到谷歌崛起，才是真正拥有类似“在各领域全面研发”能力的公司。谷歌的模式更是大手笔，员工觉得啥“酷”就能给钱搞。我当时也挺羡慕的。

所以我还是回到了西雅图，多少也有一点私心，我爸妈、保罗·艾伦的爸妈都在那儿，而且那是我熟悉的社区。虽然我上哈佛时对我爸妈说过“我肯定不会回来了”，可结果真的是我自己决定搬去哪儿。回头看，这个决定也还行，但即使真去了湾区，微软估计也不会差太多。后来我们在那儿也设了很好的办公室。

Patrick Collison： 确实，当时有众多软件公司和竞争对手：王安、数字设备、Lotus等，最后微软反而成了世界上最大市值的公司之一，那些公司都倒下了。为什么微软能活下来？

Bill Gates： 因为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写大量的软件、全球销售”，这一点非常正确，而且我们更当真地去执行了。我们做的产品种类极多，每当某款软件大受欢迎，我们就能在客户的反馈中快速改进，客户也会习惯我们的界面，我们再让这软件有可扩展性，第三方为其开发的插件就不太能移植到别家去了。我记得跟Lotus 1-2-3竞争时，人家几乎垄断了电子表格市场，可我就在会议里说：“市场上根本没什么‘电子表格市场’，只有‘1-2-3市场’。如果你想打败它，就必须兼容甚至超集1-2-3的一切功能，让它的宏也能用。而不是自己改列名列号，觉得自己更合理。这说明你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电子表格市场’，可实际只有‘1-2-3市场’存在。”我们走得比较激进。比如互联网出现时，很多人说：“微软不懂互联网，Netscape才懂。”我们也确实需要做大量调整才能跟上。也有人觉得工作站（如Sun的工作站）会取代个人电脑，但对我来说那不过就是价格昂贵的个人电脑而已。斯科特（Scott McNealy）对微软一点不客气，但那些工作站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最后PC也就追上它了。

老实说，我们那会儿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考虑竞争对手，反倒是他们更常琢磨我们。我们那时盈利很不错，而且产品线很宽，但我们也始终“如履薄冰”，直到90年代末我还想着：“明年我们也许就会失误，被别人追上。”所以我们会严控成本。结果到头来我们还真很成功，不过亚马逊、谷歌、苹果、英伟达也一样都非常成功。数字革命总体上确实是正确的大方向，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公司都成了市值最高的。我小时候最值钱的公司是那些石油公司、汽车公司、银行，还有AT&T之类。现在全是数字公司。而且我们也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大规模的软件。

Patrick Collison： 在我回顾过去半世纪的科技行业时，你、乔布斯（Steve Jobs）、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还有你……也算上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虽然年纪稍微大点，但在每个十年里，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位20多岁的创业者站在行业最前沿。可今天，再怎么想感觉也没那么明显了。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Bill Gates： 当时微处理器的出现，简直是奇迹，再加上光纤、磁盘存储、廉价内存等，一切都在改变。那些老公司根本不理解个人电脑的潜力，比如IBM勉强搞了台IBM PC，但他们依然坚持过去“大机时代”的理念，也没懂软件的重要性或联网的重要性。所以就出现很多年轻人比较“敢想”。保罗·艾伦跟我说会指数级提升，我有数学基础，明白这意味着多疯狂，就觉得“天啊，太神奇了。当时我去跟哈佛教授说“微处理器要来了，”他们就说：“行行行，你别吵，我随便签给你什么授权都可以，但别一直说那些什么未来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一小批人，比如迈克尔·戴尔、乔布斯，也都站到了非常前端。当然，为什么是我们这些公司活下来了，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实际上，有几十家做小型机的，有几十家做个人电脑的，大多都不见踪影了。我觉得现在会更难些，因为行业更成熟，已有公司更警觉。想要冲出来，你必须有一个他们完全没理解的想法，比如在AI里，OpenAI一下子起来，或者英伟达（NVIDIA）做图形芯片却成功切入AI。黄仁勋年纪不年轻了，可他公司也不算老，说明还是有些变数。可是英特尔对我来说很神话般，和他们之间的“Wintel”联盟主导了80、90年代的电脑行业。所以我感觉今天要像当年那样“辍学创立大公司”不会这么多了。我算是赶上了最后的时机。你看你还很年轻嘛，我现在越来越多白头发，但还在做金融服务，对你反而是好事吧。

Patrick Collison： 你16岁是在1971年。当时有个网站叫“WTF happened in 1971?”指出很多长期社会指标都在1971年前后出现转折，比如全要素生产率、出生率等，也包括一些完全不同的社会指标都在那年左右拐点。你在1971年之前度过了青春期，也经历过60年代，然后一直活到现在。你怎么评价1971年，真有什么重大变化吗？

Bill Gates： 我不确定能不能把一切都归结到某一年。60年代美国经济蓬勃发展，50、60年代都是美国的高增长期，但60年代也很动荡：肯尼迪被刺、马丁·路德·金被刺，还有嬉皮士、毒品蔓延，社会好像要分裂似的，虽然没有如今这么严重，但当时也挺吓人。就创新来看，70年代确实厉害，因为芯片的出现带来数字化。之前的社会效率可以说极其低下，只是经济统计上没完全体现出来。一直到90年代，大家才发现个人电脑带来的那些生产率变化。回头想想，当时我们特别怕日本，就像现在大家担心中国那样，“日本是不是靠作弊啊？是不是补贴？” 日本企业很强。微软在70年代有好几年在日本市场比美国市场还赚钱，有日立、NEC这些客户买我们的软件。那对我们特别有帮助，让我们学会怎么做全球化业务。我们软件属于规模经济——研发成本高，但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卖得越广越好。日本给了我们很好的起步。而70年代末人们又开始担心通胀，卡特总统还在电视里穿毛衣，劝大家把室温调低。这些就是时代背景。对当时公司来说，我都记不清70年代每年的GDP增长是多少了，对我们这种新入行的人来说，那实在没什么影响。我们当时基本上每两年就能把规模翻一倍，这种速度持续了大约18年。

四、当前AI发展的看法

Patrick Collison： AI对微软还是对盖茨基金会会有更大影响？

Bill Gates： AI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大事。我觉得之前数字化革命让我们拥有几乎免费、无限的计算、存储、通信，但真正稀缺的还是“智慧”（intelligence）。你看看我们要如何消灭疟疾、根除小儿麻痹，这些是我关心的议题，我们需要召集很聪明的人来一起讨论哪儿做得好、哪儿做得不好，还需要什么新工具……但能干这行的人并不多。比如内城区需要数学辅导老师，我们也严重缺乏人手。可AI会让“智慧”几乎变得免费。你要设计一款新药，AI会比任何人类团队更快、更全面地完成。这简直是革命性的，甚至会带来哲学层面的变化。对盖茨基金会来说，我们希望AI不要只在发达国家先普及20年再给发展中国家，这次我们要利用我们的角色，让非洲的病患能比发达国家更早用上AI医疗建议，这可能真的可行。我们在农业上投入很多，因为那关系到营养和收入。我想让最贫困的非洲农民得到的种植建议，比世界上最富有的农民所能获得的还要好——就是利用AI达成。这里面会融合谷歌、微软等多家公司的研究成果，让小农户也能享受最先进的技术。所以我觉得AI对微软固然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对盖茨基金会以及所有想帮发展中国家的人而言，AI能带来的改变要更激动人心，野心也要大得多。

Patrick Collison： 我第一次见你时，我有个理论说太阳能在未来会成功，就很谨慎地跟你提，你当场说那是“你听过最愚蠢的想法”，然后还用一堆数据和推算证明我想得不靠谱。所以如果有谁担心你现在对现代问题的投入不如当年在微软时——我可以保证，你依旧全力以赴（笑）。那么第二个数据问题：二战之后，劳动在GDP中的占比一直稳定在60%左右。如今AI什么的来了，你觉得10年后这个数字会是多少？

Bill Gates： 其实整个经济制度目前都是基于“稀缺”概念设计的：我们缺医生、缺食物，所以就靠市场的价格机制去发现和分配资源。但在AI的世界里，“劳动力”不再稀缺。可是社会层面又需要“工作”这件事儿，因为它关系到人们怎么激励自己、怎么组织社会，不像煤或者木头那样，不行就算了。这就非常特别。总有人说“我们正在老龄化”，又有人说“机器人要来了”，其实后者就能解决前者的问题，所以不用再担心老龄化。如果没有AI，我们倒可以继续琢磨日本、中国这种人口金字塔越来越倒的国家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让机器人参与提升产出，人均产出会大幅增加。这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经济体系，劳动占GDP的比重肯定会显著下降。可能要用类似“劳动所得抵税优惠”(EITC tax credits)之类的方式来鼓励企业雇人，因为如果没有那种补贴，可能没人去雇人。现在我们对劳动征税，未来或许会变成我们去补贴劳动，也就是你说的“对资本征税”或者“机器人税”。我们会通过对非劳动部分（也就是资本）的征税，再把这笔钱拿去补贴劳动。和现在的税制正好反过来，这会帮助我们在转型期维持社会稳定。

五、个人经历和见解

Patrick Collison： 在书的结尾处，你提到，如果你今天长大，可能会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或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gent）什么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他的书《从0到1》中说，自闭症的创始人往往表现更好，因为他们更加“唱反调”，更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怎么看？